保護主義源遠流長。面對政治壓力，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曾 保護過本國的紡織工業、汽車工業、農業及其他行業的生產者，使之免受來自進口產品 的競爭。在某些地方，農民雖然人數少，但仍受到保護，因為他們在選舉中具有很大影 響力。由於保護主義是政治問題，因此必須從政治上尋求解決方案。

布魯斯·斯都克斯 是《國家期刊》(National Journal)的國際經 濟專欄作家。

保護主義──即政府保護本國製造商、使之免受國際競爭的做法──在世界各國的政治 中根深蒂固。它既是特殊利益集團所導致的結果，也是一般公眾對於變化感到憂慮的反 映。伴隨保護主義的是巨大的經濟代價。

對貿易自由化的抵制及其政治根源並非新近才有。十九世紀上半葉，英 國實施進口關稅以“保護”英國農民與地主，使之免受來自廉價進口穀物的競 爭。但是，這些進口稅使得英國城市的食品價格飛漲，強迫不情願的工廠主支付更高的 工資，以保證工人能夠吃上飯。1846年，議會內經過長期鬥爭，這些穀物法案終被取消。 該事件標誌著英國新興中產階級的政治崛起。

圍繞關稅的類似鬥爭也曾在十九世紀很長一段時間內主導美國政治。 在走向美國內戰（1861-1865）的過程中，北方各工業州需要提高關稅來保護其新興的制 造業，使之免受來自歐洲的競爭，但南方各州則要求低關稅，因為他們要進口大部份消 費品，包括布匹和農業機械。1861年，傑弗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當選為 主張與北方分離的美國南方邦聯的總統，在發表就職演說時，他用了大量篇幅來談低關 稅的必要性，而非黑奴問題。該事例充份說明了這場鬥爭的重要性。

大半個世紀之後，政治因素推動的保護主義成為世界各國對大蕭 條的回應方式。在1928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承諾提高農產品的進口關稅，以幫助多年來因農產品價格下跌而遭受 損失的美國農場主。當胡佛所承諾的法案進入國會程序時，工業部門的特殊利益集團 又紛紛加上對自身有利的關稅保護條款。

其結果是1930年6月通過的《斯穆特一霍利關稅法》 （Smoot-Hawley Tariff Act)，該項立法將美國關稅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其他國家隨之實 行了報復關稅，導致全球商務大幅滑坡。至1934年，世界貿易額僅為1929年的三分之一。

紡織品與服裝

半個世紀以來，經過旨在降低關稅的全球貿易談判，當代保護主義遠不如過去那樣極端 化，但其政治性並沒有減弱。農業、工業及服務業的利益集團仍然抵制市場自由化，因 為它們要保持自己在國內市場的壟斷地位。它們害怕外國競爭會帶來低價格與技術創新。

直至最近，紡織與服裝業在世界各國一直受到保護，成為既得利益集團自我保護、免受 進口競爭的經典案例。對布匹以及成衣貿易實施限制始於1950年代，當時發展中國家 開始與歐美製造商競爭。1974年的《多種纖維協定》（Multifibre Agreement）為紡織品貿 易規定了具體的進口配額與關稅。這項保護措施使美國消費者每年多支付200多億美元， 提高了襯衫、褲子以及內衣的價格。世界銀行估計，上述進口限制在歐美國家每保護一 個就業機會就相當於在窮國剝奪35個工人的就業機會。

然而，由於美歐紡織品與服裝製造商以及工會的政治影響力，這種 貿易限制一直維持到1993年，這一年富裕國家終於同意取消限制。但即使如此，這種保 護又經過十年才壽終正寢，也就是直到2005年，在保護主義實施了半個多世紀之後，紡 織與服裝業的貿易最終實現了自由化。然而即使在今天，有些產品仍面臨極高的關稅。

保護汽車製造商

保護措施也可影響諸如汽車等高價值產品。在不同時期，日本、韓 國、中國以及美國的強大的政治利益集團曾為汽車行業提供保護。

1970和1980年代，日本汽車製造商積極進軍美國市場，美國的汽車 工業首次面臨外國競爭的挑戰。隨著日本汽車不斷提高市場佔有率，美國的三大汽車制 造商──福特、克萊斯勒與通用──說服聯邦政府採取措施，規定日本汽車運抵美國的 最高配額。1981年，裡根政府同意實施這種限制，儘管裡根總統信奉自由市場的原則， 這是因為汽車及其零部件行業是美國國內的重要僱主。更重要的是，其就業人口集中在 一些政治上舉足輕重的州──密執安、俄亥俄與伊利諾──因此對國會與總統選舉影響 巨大。

每年的進口限制具有扭曲效果，即鼓勵日本汽車公司調整運抵美國 的汽車品種，多運利潤豐厚的高檔車，少運小型廉價的轎車。據估計，在1980年代初期 的高峰期，該項配額導致每年50億美元的額外利潤轉移至日本汽車製造商之手，後者可 以高價銷售受配額限制的轎車。儘管有此保護，美國汽車工業繼續喪失市場佔有率，讓 位於日本產品，因為豐田、日產以及本田乾脆越過貿易壁壘，開始在美國生產汽車。

這種政治影響力導致保護主義政策的情況不僅發生在美國。以韓國 為例，來自日本、歐洲及美國的汽車製造商2005年僅在韓國銷售了三萬輛轎車，占該國 汽車市場的3.3％。同年，韓國製造商在國外銷售了150多萬輛轎車。韓國的百分之八的關 稅以及引擎馬力稅加起來，使售價為三萬美元的進口轎車額外加價九千多美元。更有甚 者，直至最近，韓國政府對購買外國轎車的人進行稅表審查，這顯然是不鼓勵購買外國 產品。

超比例的投票權

在美國，眾議院的議員代表人民大眾。大約每65萬公民產生一位眾 議員。參議院的議員代表地域，每個州產生兩位參議員，無論人口多少。這種安排體現 了18世紀制定《美國憲法》時的一項交易，即平衡大小州之間的利益。然而在二十一世 紀，這導致農業利益集團在參議院具有超過其人口比例的影響力，強化了對美國農業補 貼的支持，導致貿易扭曲。

憲政結構向保護主義傾斜的情況並非美國一家。雖然法國從業農民 僅擁有不足該國百分之四的選票，但他們的高投票率使之在全國選舉中佔有效選票的百 分之八。法國的選舉體制使農場主具有超過其人口比例的當選機會。全國三分之一以上 的市、鎮長是從業或退休的農場主。因為法國參議院議員是由城鎮議會間接選舉產生， 毫不奇怪，農場主在上院獲得超比例的席位。農場主在參議院的席位百分比不僅超過其 總人口的百分比，而且這個差距在過去四十年期間幾乎增大一倍。

法國總統選舉體制的特徵意味著總統候選人難以忽略農場主的利益。此外，復選體制意 味著得票最高的兩個候選人要進入第二輪投票，這使農場主──大多屬於政治右翼── 在選擇保守派候選人時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比如，1988年雅克·希拉克 （Jacques Chirac）在保守派陣營的第一輪投票中勝出，其中四分之一的票來自農場主。 毫不奇怪，希拉克常常被看作是農業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法國政治體制的這些特點使另一些強勢的區域工業，如紡織業與電子業，可產生同樣的 壓力。這導致僱主協會（Patronat）──法國工業界首屈一指的貿易協會──處於弱勢地 位，並有效消解了它反對農場主遊說及保護主義勢力的聲音。

同樣，在韓國的國民議會中，代表農民的議員享有的代表權是實際農業人口比例的三倍。 農業選民的超比例影響力導致食品進口的高關稅，而韓國消費者被迫支付全世界最昂貴 的牛肉、水果及蔬菜價格。

但是，日本的經驗顯示，改變憲政結構就可以轉變驅動保護主義的 政治因素。在1980年代之前，日本議會的選區席位反映二戰之後的人口分佈，即三分之 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區，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農村地區。到了1980年代，日本四分 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結果是，在選舉國會議員時，五個城市居民的選票相當於一個 農村居民的選票。農村影響力的一個副產品是百分之七百的稻米關稅以及全世界受保護 最多的農業部門。

1994年，日本進行了選區改革，大大縮小了立法代表的城鄉差別。 選票力量的均勢變化使二戰以來主導日本政治的自由民主黨發生轉變，即從一個以農村 為基礎的政黨轉變為側重城市及郊區的政黨，並形成新的政策重點。日本政府的補貼從 農場主轉向城市居民。雖然日本離開放經濟體仍有很大距離，但其進口量已經大幅度增 加。

公眾的矛盾心態

公眾對國際商務的根深蒂固的矛盾心態是貿易政治的驅動力。

全世界各國人民原則上都同意全球化對家庭與國家有利。2002年度 的皮尤全球態度調查（Pew Global Attitude Project）顯示，在接受調查的44個國家中， 25個國家有至少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認為全球化是好事。非洲人雖生活於最貧窮的大陸， 但態度最樂觀。百分之七十的烏干達受訪者表示，增加國際商務對他們的國家有好處。 大約三分之二的尼日利亞人同意這一看法。同時，半數以上的越南人認為國際化是好事 情，越南經濟的成長速度在亞洲名列第二。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出歐 美人對貿易的矛盾心態。2006年，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表示贊成國際貿易，比2005年的 三分之二有所提高。歐洲過去的貿易支持率也是三分之二，但現在已增加至四分之三， 超過了美國。但是，過半數法國人以及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不贊成進一步提高貿易自由 度。一半的德國人以及五分之三的美國人與法國人認為，更自由的貿易將導致失業人口 增加，而因此創造的就業機會相對較少。

總體而言，美國人與歐洲人似乎在原則上是自由貿易者，但在實踐中則是保護主義者。 例如，對那些贊成自由貿易理念的人而言，如果關稅可以保護本地的就業機會，他們就 會支持徵收鋼材進口稅。

保護主義的悲劇在於它增加國家的經濟成本，對貧困國家而言尤其如此。世界銀行最 近的一些研究得出結論：發展中國家減少保護主義壁壘的做法導致經濟成長率提高1.2到 2.6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推行貿易自由化措施後，投資加速增長，商品與服務出口迅 速擴張。

儘管存在上述經濟惠益，但從保護主義的政治根源與悠久歷史來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 貿易壁壘仍將對經濟的健康發展構成障礙，而如果要克服保護主義，就必須從政治入手。

本文表達的意見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的觀點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