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遭戰爭破壞的東亞經濟體曾一度以保護主義政策振興經濟。但是發展中國家今天 不應該誤讀歷史。日本、韓國與台灣只有在開放進口市場時，其經濟才實現持續的快速增長。殘 存的保護主義壁壘只會損害這些卓著成果。

蓋瑞·豪夫鮑爾（Gary Hufbauer）是華盛頓特區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雷金納德·瓊斯（Reginald Jones）高級研究員。 康斯坦丁諾·皮切達（Costantino Pischedda）是彼得森研究所 的研究助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亞從赤貧一躍而成顯富。回顧歷史，日本、韓國 與台灣有時被描繪為以保護手段扶植發展的歷史樣板。的確，所有這些國家在戰後頭十年的竄升 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採取過保護主義政策。自由貿易的懷疑論者因此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如果保護 手段曾經在這些國家行之有效，那麼為什麼今天亞非拉窮國不能採取同樣的辦法呢？

理論分析

貿易保護的理論依據是政府干預可以糾正種種市場失靈現象。以下是幾個實例：

• 如果企業甲的活動使企業乙無償獲益──如創造一個訓練有素的勞工隊伍供企業乙僱用 ──那麼企業甲就可能在培訓方面投資過少。政府若提供補貼幫助企業甲支付培訓費用，將可使 整個生產體系受益。
  
• 如果邊干邊學是成功的關鍵，那麼企業只有獲得廣泛的生產經驗，才能具有國際競爭力。 但在學習期間，企業可能蒙受巨大的金融損失。除非遠見卓識的資本市場提供足夠的信用，否則 政府扶持企業起步就是必要的。
  
• 企業甲（如採礦公司）只有在企業乙（如鐵路公司）建成後才能獲利，反之亦如此。政 府可幫助協調上述兩個企業的商務關係。

上述三個實例描述了可能為政策干預提供正當理由的市場失靈現象。而真正的問題在於這 些理論假設在實踐中是否重要。畢竟，在保護主義辯論中站在另一邊的人也能引述大量理論依 據：戴維‧裡卡多(David Ricardo)的比較優勢理論，業已被證明的競爭提升效益的理論，以 及被廣泛認可的保護主義滋生腐敗的危險。

實例之一──日本

日本經濟復甦的第一個階段是從二戰結束到朝鮮戰爭結束期間（1945－1955），其間經濟 飛速增長。政府對關鍵部門予以保護，作為旨在恢復戰前工業水平的總體產業政策的一部份。政 府政策側重於遭受重創的重工業，如鋼鐵、化工以及交通設備。

回顧這段歷史，日本的復甦並不困難，因為戰前的專業知識、技術管理人才以及企業網路 基本完好無損。日本缺乏的是國內儲蓄與外匯，無力重建物質資本儲備，無力從國外進口投入品 和技術。政府干預無疑增加了儲蓄並管制了外匯。這些目標的實現可能加速了戰後的復甦進程， 但並沒有創造復甦。

在第二階段（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逐漸自由化（農業除外），而經 濟仍快速增長，日本很快成為技術進步的國際先導。貿易限制對於日本的持續成功無甚幫助。事 實上，經濟學家在對日本各產業進行逐一分析後表示，實際保護與出口業績呈負相關。

同樣，經濟學家展示在1955年至1990年期間，實際保護程度與生產力提高呈負相關。這些 學者還發現，進口水平與生產力提高呈現正相關。至少有兩個原因可解釋上述結論。進口新型優 質中間投入品可提高當地企業的效益。此外，進口使當地企業面臨競爭，能激勵管理者改善效績。 不錯，日本經濟增長成就突出，但如果政府對國內企業的保護較少，那成就可能會更大。

實例之二──韓國

朝鮮戰爭（1950－1953）使韓國的工廠設備遭受重創，但劫後餘生的工人將技術帶到戰後 時代。在此後的十年中，政府抱持保護主義觀念，不但高設貿易壁壘，而且人為提高匯率。但從 1960年代中期開始，韓國領導人調整了各項政策，趨於外向發展。貿易、稅收、信用、匯率等激 勵措施多管齊下，促使韓國經濟向出口導向轉變。

在1961至1980年期間，韓國實際出口額每年增長近2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出口在韓國經 濟產出中的比重從百分之五猛增到百分之三十三。雖然產業發展的初步階段側重於勞動密集型產 業，但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韓國步入了發展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第二個階段。今天， 韓國業已成為電器、機械、鋼鐵以及汽車的重要出口國。

然而，遺留的保護手段阻礙了韓國的整體發展。有關韓國38個產業從1963年到1983年的統 計數字顯示，保護手段與生產力提高呈負相關的函數關係。位於首爾的韓國大學的經濟學家李中 華（Jong-Wha Lee）指出：「韓國的數據證明了減少貿易干預與提高生產力之間的關聯。」事實 上，老掉牙的特殊利益而非經濟收益核算，更能說明韓國的保護模式。

實例之三──台灣

台灣經濟復興可分為兩個階段。首先，從1949年內戰結束至1950年代末期，台灣政府高設 關稅以及非關稅壁壘，以限制進口並扶助國內產業發展。

在第二個階段，即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台灣領導人轉向外向型政策，大力開放進口並糾 正高匯率。他們認識到，由於台灣國內市場規模小，內向模式限制了經濟增長的前景。

在外向發展階段，台灣的出口迅速增長。出口在經濟產出中的比重從1952年的8.5%竄升至 1976年的44%。 1955年製造業出口在總出口中所佔的份額還不到8%，而到1976年則高達91%。

在第二個階段，台灣保留了一些貿易壁壘（在農業領域尤為突出），但遺留的保護措施是 對特殊利益的妥協，對經濟增長則毫無貢獻。台灣能實現增長並非因為限制性措施的存在，而是 因為克服了限制。多項研究發現，台灣的貿易保護是出於政治考慮，而不是市場失靈引起的。

汲取經驗教訓

戰後日本、韓國與台灣的經驗說明，長期快速的經濟增長與不斷自由化密切相關，與持久 保護無緣。在經歷最初的內向型發展階段之後，這三個國家相繼開放經濟並參與國際競爭。正因 為如此，它們取得了世界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增長率。保護主義不是一夜之間就能消除的，有證據 顯示，遺留的保護手段損害了優異的整體表現。

贊成高貿易壁壘的人或許會爭辯說，東亞經濟增長始於保護主義政策。這種說法雖然沒錯， 卻未能區分增長過程的起步階段與長期持續增長。上述三個實例的發展皆始於戰後重建。初期的 經濟增長不過是使這幾個東亞經濟體恢復到戰前水平。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已故經濟學家貝拉・巴拉薩（Bela Balassa）是出口導向增長的著名倡導者，他承認進口替代在韓國與台灣經濟增長的初期發揮 了正面作用。但是，保護的正面作用僅限於短期，即以國內生產替代消費品進口的階段。這個階 段一旦結束，東亞經濟體便需要對世界市場開放──既是為獲得中間投入品，也是為大規模擴大 出口。就人均經濟產出增長率而言，出口導向時期高於進口替代時期。以韓國為例，1955年至 1965年期間的人均經濟產出年增長率為2.2%，在此後十年中則達到8.2%。

自此，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早已超越單純實行進口替代的階段。在2006年（而非 1946年），發展中國家應從東亞的歷程中吸取的經驗十分明確：為實現可持續增長，必須不斷降 低對世界貿易的壁壘。

本文表達的意見不一定反映美國政府以及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觀點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