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基本文献
BASIC READINGS IN U.S. DEMOCRACY
给南方浸礼联会领袖的致词
约翰F.肯尼迪
ADDRESS TO SOUTHERN BAPTIST LEADERS (1960)
John F. Kennedy
移民到新大陆来的新教徒，在行李中带着很多东西，包括对罗马天主教牢不可破的不信任。虽然最早来到新大陆的移民当中也有天主教徒，可是在后来独立为美国的13个殖民地里，他们一直是少数。直到19世纪中期大量天主教徒开始移民美国，反天主教才蔚为一种显著而丑恶的政治与社会现象。
爱尔兰裔天主教徒于19世纪后期，开始在地方和州政治上扮演要角，而首位寻求担任全国性公职的天主教徒，是颇受爱戴的纽约州长亚佛瑞．伊曼纽．史密斯(Alfred Emanuel Smith)，他是1928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反天主教的偏见、害怕信天主教的总统会「听从」教宗的「指示」，注定了史密斯的失败。卫理公会(Methodist)阿德纳．伦那德主教(Bishop Adna Leonard)宣称：「没有州长亲吻了罗马教宗的戒指后，还能问鼎白宫。」就连自由派新教徒也心存疑虑。《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即表示，无法「放心的坐视一个异文化、封建拉丁心态、非民主阶级制、及外来统治者的代表，就任美国总统大位。」
史密斯竞选失败好像关闭了天主教徒迈向白宫之路，直到约翰．F．肯尼迪于1960年得到民主党提名。然而令他气馁的是，他发现许多南方新教团体仍相信旧的谬论，即每个天主教徒都得不容置疑地听命于教宗。最后他决定尝试以正面迎战来解决这个问题，便于1960年9月12日，在大休斯敦区同工联会(Greater Houston Ministerial Association)发表了以下演讲。
依据肯尼迪传记作者之一所说，在休斯敦「他把宗教踢出竞选活动，让宗教成为值得尊重的知识议题。」反天主教观念当然不会那么容易就消除，但肯尼迪坦率地面对问题，使伤害局限于坚持偏见、完全不讲道理的人。到那年11月他当选总统，使得天主教徒在美国政治上的障碍获得化解。
For further reading: T. H. White,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0 (1961).
给南方浸礼联会领袖的致词 (ADDRESS TO SOUTHERN BAPTIST LEADERS)
感激各位热情的邀请我来表达我的看法。
所谓的宗教议题固然是今晚在此必须要谈也很恰当的主题，不过一开始我要强调，我认为1960年的选举还有更关键的议题：包括共产主义影响力的扩散，如今这已恶化到距佛罗里达州海岸仅九十哩──那些不再尊重我国实力者，羞辱的对待我们的总统和副总统──我在西弗吉尼亚州看到的饥饿儿童、付不出医药费的老年人、被迫放弃农场的家庭──一个贫户太多、学校太少、登陆月球和进入外层空间太晚的美国。
这些才是应该决定这次选战结果的真正议题。它们都不是宗教议题──因为战争、饥饿、愚昧和绝望没有宗教之分。
然而因为我是天主教徒，过去从来没有天主教徒当选过总统，所以这次选战中真正的议题被扭曲了──在某些比这里更不负责任的地区，也许是刻意的扭曲。所以显然我有必要再做说明，不是说明我信仰什么宗教，那应该只有我个人在意，而是说明我信仰什么样的美国。
我相信一个政教绝对分离的美国──没有天主教高阶教士会告诉总统(若他是天主教徒)该怎么做，也没有新教牧师会告诉信徒要投票给谁──没有教会或教会学校可获得任何政府经费或政治偏袒──没有人仅因宗教不同于可任命他的总统或投票给他的人民，就不能从事公职。
我信仰一个官方立场非天主教、新教、或犹太教的美国──没有任何政府官员会请求或接受来自教宗、全国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或其它宗教来源，有关公共政策的指示──没有宗教团体想要将其意志，直接或间接的强加在一般民众或官员的公共行为上──宗教自由在美国是如此无法分割，以致于对一个教会的迫害将被视为对全体教会的迫害。
因此，今年可能被指指点点遭到质疑的是天主教徒，换作其它年度，过去和未来也许又变成犹太教、教友派、唯一教派或浸信会教徒。举例而言，就是弗吉尼亚对浸信会传教士的骚扰，造成杰佛逊要为宗教自由立法。今天的受害者也许是我，明天可能就是各位，一直到这个和谐的社会的完整架构，在国家遭逢重大危难时被撕裂。
最后，我相信一个偏狭的宗教观终有一天会结束的美国──所有的人民和教会一律平等──人人有同样的权利信奉或不信奉他所选择的宗教──没有天主教徒票，没有反天主教徒票，没有任何形式的集体投票──而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不分俗世信众或出世教士，都不会有过去经常败事有余的傲慢和保持距离心态，反而会宣扬美国四海一家的理想。
这是我所相信的那种美国。也代表我心目中的总统职位，这个伟大的职位，必须既不被贬抑为任何宗教团体的工具，亦不因专横的阻挡任何宗教团体成员出任它而蒙上污名。我认为总统的宗教观是他个人的私事，既非国家强加于他身上，亦非国家应强求的出任总统的条件。
我不赞同一个总统想要推翻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宗教自由 (我们的制衡体制也不容许他这么做)。我也不赞同，即使是以间接方式，想要强制进行宗教测验而违反宪法第六条的人，因为如果他们反对这种保障，就应该公开推动废止这个宪法条款。
我要求的最高行政首长，其公共行为应对所有人负责，却不受制于任何人，他可以参加任何职务上理当必须参与的仪式、礼拜或晚宴，而他履行总统职务不受任何宗教誓言、仪式或义务所限制或制约。
这是我所相信的那种美国──也是我在南太平洋为之奋战，以及我的兄长为之在欧洲捐躯的美国。当时没有人说，我们可能是「分裂的效忠」，说我们「不相信自由或我们属于不忠诚的团体，那个团体曾威胁到我们先祖牺牲性命换来的自由。」
事实上，这是我们先祖为逃避宗教测试誓言而逃来此地时，曾为之效死的美国，这个美国对于不受青睐的教派信徒，为宪法、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The Virginia Statute of Religious Liberty)而战，也曾在我今天造访的圣地──阿拉莫(Alamo)奋战，却不让他们担任公职。因为与鲍伊(Bowie)和克罗特(Crockett)并肩战死的，还有富安蒂斯(Fuentes)与贝利(Bailey)与贝地里奥(Bedillio)与卡瑞(Carey)，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天主教徒。因为当时那里没有宗教测试。
今晚我请各位遵守那个传统，根据我在国会十四年的表现来评断我──以我明白表示反对派驻梵蒂冈大使，反对违宪给予教区学校援助，反对扺制任何公立学校(我自己就是上这种学校) 等立场来做评断──请勿以我们都看过的这些小册子和刊物为根据，那里面断章取义节取的天主教领袖发言，通常是在其它国家，经常是在其它世纪所说，而且很少跟眼前的情况有关联──当然也总是略去美国各主教1948年强力为政教分离背书的声明。
我不认为这些其它场合的引言对我的公共行为有拘束力──为什么要那么想？不过我要指出，我完全反对国家被任何宗教团体、无论是天主教或新教所利用，以致强迫、禁止或迫害自由信仰其它宗教的行为，别的国家也包括在内。这一主张适用于任何时空、任何人、在任何国家所施加的迫害。
希望各位与我以同等强烈的情绪，谴责剥夺天主教徒权利的国家。与其多谈立场不同者的不当行为，不如举证天主教会在法国及爱尔兰这类国家的纪录，及戴高乐与艾德诺(Adenauer)等政治家的独立作风。
不过我要再次强调，这些是我的观点，与一般报纸的说法有别，不是天主教推我出来选总统，而是恰巧我这个候选人是天主教徒。
我在公共议题上的发言不代表我的教会──教会的立场也不代表我个人。
如果我当选，做总统时无论面对什么议题──节育、离婚、新闻检查、博奕或其它主题──我都会依据这些观点、依据良知告诉我怎么做才合乎国家利益，来做决策，而不理会外来的宗教压力或命令。没有任何势力或会遭受惩罚的威胁，可以让我做出不一样的决定。
可是万一发生一种情况，我承认有抵触的可能性不是微乎其微，当我的职位要求我违反个人良知，否则便得违反国家利益时，我会辞职，也希望其它有良知的公仆也这么做。
我并不打算为这些观点，向批评我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道歉，也不准备为了赢得这次选举，而否认自己的看法或所属的教会。如果是因为实际的议题而竞选失败，我会重回参议院的席位，对自己已尽力而为并受到公平的裁判感到心满意足。
如果决定这次选举胜负的基础是，有四千万美国人自受洗那一天起便失去成为总统的机会，那么整个美国在全世界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眼中，在历史眼中，在我们全民眼中，都会成为输家。
反之，若赢得这次选举，我会竭尽所有心力，履行总统职务的誓言──我可能加上在国会十四年来的宣誓，两者几乎没有差别。我在此引述，我会毫无保留的：「郑重宣誓，将忠诚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并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愿上帝保佑。」
Sourc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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