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基本文献
BASIC READINGS IN U.S. DEMOCRACY
民主与外交政策
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 (1990)
苏联瓦解、柏林围墙倒塌，以及曾被很多人视为「邪恶帝国」的东欧共产集团解体，使许多美国人对美国未来的政策方向感到困惑。自二次世界大战后，四十多年来，美国海外政策一贯锁定于围堵共产党扩张。美国的世界观相当简单：有两股势力在作用，一好一坏，而美国有责任运用其影响力与实力来对抗与共产党的邪恶势力。
围堵事实上是有效的，它也提供美国政策一个焦点，以致在政府内部可获两党支持，也让公众能够了解国家的政策。到八○年代中期，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他们所能期盼的最佳状况就是关系和解，亦即美苏之间对于什么是可接受的势力范围取得谅解，核子战争因而得以避免。如今那种假想情况已经过时，那么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应该是什么呢？
国务卿詹姆士．贝克(James Baker)对世界事务协会(World Affairs Council)演讲时曾谈到这个议题，而他提出的答案简单而直接──美国应该把民主做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价值。美国应该尝试以各种方式在海外鼓励民主价值，并支持可以让民主兴盛的经济环境。他意指，任何其它的政策均不符合美国自开国以来就无比重视的价值观。
For further reading: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93 ed.); Michael R. Beschloss and Strobe Talbott, At the Highest Level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93); Geir Lundestad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Beyond the Cold War: New Dimens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3).
民主与外交政策 (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
很 很荣幸能够对达拉斯的世界事务协会演讲。在全美各地有很多这类团体，它们有远大的成立宗旨：提供信息和辩论政策。在千变万化的今日世界里这委实不易做到。但在美国与其它地方，民主终将有赖于公民拥有充分的信息，能够仔细考量，然后协助决定国际事务的方向。
今天，我要谈谈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对它的认识、以及我们如何促进美国的理想和利益。
一年多一点以前布什总统就任时，他曾提到有一股新的自由微风正在吹起。现在这股微风已经变成强风级的大风潮。世界各地不分左右派的旧极权政府纷纷被扫除，民意得以获得彰显。人民的需要很基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工作自由。所有这些自由汇集成为对民主的呼声，即自己选择政府的自由。
我们都讶异于长久受珍视的民主理想，能够如此快速就实际转换为自由公平的选举。自二次大战以来，民主价值就一直笼罩在极权主义侵略的威胁下。如今随着威胁减轻、阴影消退，这些价值正明亮耀眼的呈现于世人面前。
一项伟大的新辩论，其实是伟大的旧辩论，已然展开，这个辩论与我们的共和国历史一样悠久。有人主张，既然民主的敌人势力减弱，任务已经达成，我们应该退而努力解决国内问题。我不同意这种主张。在挣扎等待诞生的新世界里，如同此刻迅速消逝的旧世界一样，没有人可以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
我应该这样说：走出围堵之后就是民主。铲除旧独裁者的时间即将过去；建立新民主的时刻已经到来。这就是为什么布什总统要界定我们的新任务为推广与巩固民主。这项任务可以同时满足美国的理想和利益。
现在我要提出五点对民主及民主外交政策的观察所得。
第一点是民主代表个人权利和个人责任。大家都在高谈改革制度、结构、程序与组织，却很容易忽略掉个人。但民主的精髓在于视个人的权利及责任为自由一体的两面。正如人人都有理想的目标，却也有个人的限制与缺点。所以就像捷克斯拉夫总统哈维尔(Havel)最近所指出的，民主程序是一种无止尽的追寻理想的旅程──是人世间正义无法尽如人意的现实所激励的旅程。
古代哲学家柏拉图为追寻完美的秩序，希望由他称为「守护者(Guardians)」的菁英来统治，这群人的智慧经过特别训练，可以依据纯粹的理想，为公共议题做决策并护卫公共道德。民主政治当中也有智慧和理想的一席之地，但那一席之地是在普通百姓的心智与道德品格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民主的「守护者」。「相信人民」是民主的箴言，而「我们人民」也谨遵此箴言。民主是每个人都优秀的精英政治，而个人权利仍是推展新民主体的基础。
我对民主的第二点观察是，它提供一种独特的政治正当性。民主建立于个人之上，相对的个人必须同意接受民主政府统治。因此民主政府就最基本的政治观而言具有正当性﹕既合法又恰当。
民主不像许多其它形式的政府，它不是只靠人民一次赋予同意。而是经由定期、公平而自由的选举，即民主旅程的「车票」，来一再确认这个同意。民主社会的特征还包括法治和容忍多元意见，这种容忍保障个人权利不受欺压，不论那是来自一意孤行的少数或霸道的多数。多数统治必须维护少数的权利。
民主还有一个面向我们也应该有所认知：即自我矫正能力。
我们明白，民主的理想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不见踪影。在我国本身的历史上，就常见公共领域的所作所为与人民的标准大相径庭。然而事实是，民主国家迈向进步的道路永远不会永久封闭。民主程序中有一种自我更新、自我矫正的力量，使我们得以克服错误并矫正方向。
由于民主拥有这种可以更新的正当性，其运作不仅可以确保国内进步，亦可促进国际和谐。珍惜民主价值的自由人民不太可能彼此征战。
我的第三点观察是，民主无法独立存在。几何学告诉我们，三角形是最稳固的架构。成功的民主政治几何学则教导我们，自由的社会必须有经济进步与基本安全为支柱。战争和贫困是民主统治、民主宽容与个人权利的大敌。
欧洲最近发生的许多民主革命，其开端是人民终于了解到，经济进步有赖于工作自由与拥有财产的自由，而这些自由又有赖于能够响应人民的政府。意图消灭进取心却强求生产财富的教条，生不出面包或自由。
因此即便政治基础已经打好，我们仍必须强化新民主体的经济与安全面向。人民有希望过更好的生活并与同胞和邻国和平相处，民主对这样的民族来说，将不只是一时的实验，而是永久的努力方向。光是赞同选举然后抱最大的希望，这种策略无视于过去惨痛的教训。唯有凭借经济改革及扩大国际安全来扶持民主的策略，可以给我们渡过艰困转型期所需要的力量，让1989年的革命得以转型为90年代的民主国家。
我的第四点观察是，美国在海外的外交政策必须反映民主价值观。这看似显而易见。可是有人假美国的理想为名，主张美国应孤立于经常与民主敌对的世界之外。也有人主张现实政治，只问经济、军事或政治利益，而把美国价值观留在国内。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看得到一点这种双重现象。我们多常努力追寻理想却半途而废？我们多常在做完某件利己的事情后，又觉得这么做不太妥当？
当我们每个人善用本性的两面来互相帮忙，当我们在这世上做一些事并非出于自私的理由，或满足于现状，而是以理想为指引而要改变世界，此时就会成功。
以我看来，我们的外交政策也必须采取这种导向。美国的理想是我们行动的良知。 我们的力量是实现那些理想的工具。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对其他国家的了解，则是这个任务的蓝图。
在我们进入民主新时代的同时，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旧争论，必须用理想主义加现实主义来取而代之。我们若不明白这一点，就面临失去公众长久支持我们的政策的风险。我想历史上不乏这类例子：无论基于国家利益的理由多么正当，美国人民不会长久支持抵触其人道价值观的政策。我同样相信，美国人反对以道德劝说为主却忽略行动力量的政策。当我们赞扬朝民主发展的新趋势时，感觉很好。但这些趋势是机会也是挑战，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不能以感觉很好为满足；还必须做得很好。
我的第五点观察是，民主政策具有力量倍增作用：是号召国际行动的有效工具。以美国国内价值观为基础并获得美国人民支持的政策，自然而然会使我们的影响力更有效力。然而以民主为中心的政策，也有增强力量的作用，我们可以藉此结合盟邦和友邦，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此举可以带给仍受制于独裁统治的人民希望。
由美国领导亚、欧与美洲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联盟，来支持民主和经济自由，这似乎是一般常识。我们可以利用共同的价值观来汇集力量，以促进自由和平的世界中每个人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安排对中、东欧国家进行援助的用意。我们敦促友邦和盟邦，在那里和在中美洲，以民主标准做为行动依据，不要只考虑狭隘、短视的地缘政治利益。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相信，民主政治和民主国家的国家利益是相辅相成的。
然而，其实有人不这么想。有人宁可回到美国独自奋战的时代。也有人似乎认为，如果美国不是最大捐助国，如果我们无法巨细靡遗的管理每一项援助计划，美国好像就不再是领导者。
显然那不是我们的看法，且让我说明理由。
1940年代是美国领导地位的黄金时期。我们的资源无出其右而世界满目疮痍，我们挺身面对挑战。我们帮助盟邦再度站起，并与过去的敌人化敌为友。如今，多亏这些由两党政府执行的成功政策，我们在处理世界的问题上得到许多协助。与盟邦合作不是美国软弱的征兆；反而是我们有实力的明证。而这实力应由合乎时宜的智慧加以指引，正如45年前的美国人用脑力与体力来处理迥然相异的情况。由于民主正在风行，我们今日的领导可以比过去更有效。
这些有关民主与我们外交政策的观察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实践的指标，并且在我们的思想及最近的一些外交政策成就中，都居于主要地位。
我首先要举的例子是最近中美洲发生的事件。当布什总统就职时，美国对这个重要地区的政策出了问题，而中美洲就在我们旁边。那是我们面对过的意见最分歧的议题。国会与行政部门对于如何着手处理、甚至怎么定义问题，都无法达成持久的协议。美国人民也各持己见，此事几乎注定以失败收场。
解决此一纠葛唯一的办法是回归美国的原则。去年初，总统决定以民主为本区域的目标，以选举为达到目标的手段。在每个案例中，这都使焦点回归正轨。尼加拉瓜在民主国家为主的中美洲是人民受压迫的化外之地，核心问题出在桑定(Sandinistas)政权对尼国社会的行为，而非尼加拉瓜反抗军。在巴拿马，诺瑞加(Gen. Noriega)蛮横的拒绝接受自由选举的裁决，使他丧失对自己统治合法性的主张，并开启巴拿马迈向民主的艰困旅程。在萨尔瓦多举行的另一项自由选举，仅管曾发生暴力行为，却使克利斯地亚尼总统(Cristiani)获得人民的托付，将进行协商解决战争，并有机会展现认真对待人权的作为。
强调民主能够解开阻碍两党合作的心结。1989年3月24日，两党于白宫签署协议，使民主党与共和党得以为共同的目的而团结。走出华盛顿，这也可以号召美国人民的支持。终于美国上下的意见成为众口同声。其直接的结果是，国会于1990年2月28日表决通过给予尼国反抗军人道援助。
接着我们秉持两党强调民主的原则，与中美洲国家打交道。艾斯基普拉斯和平协议(Esquipulas agreement)表达了这些国家对和平、民主及停止支持他国血腥革命的希望。当时所欠缺的是实现这个希望的有效机制。后来在特索洛海滩(Tesoro Beach)，中美洲各国总统同意，于90天内拟定一项解散反抗军的共同计划，此举普遍被解读为美国的挫败。不过这项共同计划的另一面是要求桑定政府，比预定时间提前一年，于1990年2月25日举行受国际监督的选举。
这项条款帮助我们说服欧洲盟邦，应该以尼加拉瓜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做为对其经济援助的条件。他们果真这么做了。1989年4月瑞典召开对尼加拉瓜捐助国会议。奥蒂加总统(Ortega)后来承认，在选前他只收到他所期待的一小部份经援。
最后，我们得以综合运用所有这些发展，对苏联采取更有效的作法。我们有民主这个「力量倍增器」，把国际有关选举日益增强的共识呈现在苏联人民面前。我们可以、也确实论述过，如果莫斯科的援助被发现是在破坏合法政府──不管是萨尔瓦多自由选举的民主政府或尼加拉瓜的选举过程──将对整体美苏关系产生强烈反弹。我们得以对比出苏联助长冲突，以及他们明显希望以更合作的关系处理区域问题。因此，莫斯科甚至在选前即公开同意尊重选举过程与结果。
我们已经准备好确保选举尽可能的干净、自由与公平。国会支持总统为支持选举活动所要求的经费，这笔钱使我们得以派遣大量国际观察员到尼加拉瓜。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亦提供经费由尼加拉瓜各政党分享。我们认为此举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让民主反对党 UNO至少在最低限度上，可以与使用全国资源的桑定党竞争。最后，我们竭力抗议及清楚举发每一个不公平且专断的程序。我们觉得，只要广为宣扬的阳光能够让想从根部扼杀民主的人曝光，民主即可迅速成长。桑定政府承受着必须公正实施民主的压力。
我列举这些事实是因为我相信，它们所形成的背景、气氛最有利于尼国经由投票实行民主。每个尼国人民，即民主希望所寄的个体，都知道自己并不孤独。在自由公平的选举中投票不是绝望孤单的行为，而是迈向更美好的未来的一步。
现在尼加拉瓜已选出民主政府，我们知道，尼国要从多年内战与马克斯主义经济的衰退中复苏，须付出很高的代价，也会很痛苦。我们必须对尼国和巴拿马伸出援手，以便把新希望变成实际的进步。这正是总统提出新的八亿美元民主基金的原因──是让邻国重新站起来的多边努力当中，我们应尽的力量。这不是施舍，而是投资于我们与邻国共同认同的民主价值。因为我们对民主化、非军事化和经济发展，抱持宏观──从危地马拉直到巴拿马──的远景，如此可以带给该地区所有的民族一个光明的未来。由我们及其它民主国家给予帮助，这是可行的，也终将达成。
我对民主外交政策如何作用所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中欧与东欧。从恐惧中解放，并坚决矢志恢复尊严与希望，使这些在铁幕后地区长久受苦的人民终于将铁幕拆毁。
去年十二月，在柏林围墙被破坏后不久，我拜访了那个分裂的城市。我透过那道丑陋的墙上一个新凿的洞仔细观看，结果看到一个伟大的城市急欲重生。在柏林市外，旧国家因新希望而恢复生气。所有这一切皆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形容，就是「民主」。
一个月前我在布拉格曾谈到巩固这整个地区的民主。应该让中欧与东欧人民知道，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只针对他们。我们也面对着挑战。因为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和经济制度成功，使我们受到景仰。别人期待我们伸出援手──不是施舍──是可以让他们自立的协助。训练、建议及经验分享比金钱更有意义。我们必须准备好给予这类援助。
我们的合作与援助计划集中在三个领域，但非全属经济。
第一，我们会努力推广自由定期选举的概念。总统已提议，由三十五国组成的「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通过采行这个计划。在每个中、东欧国家踏出民主的第一步时，我们也主动提议并派出选举观察员。其目标是使民主成为全欧洲的正当性原则。
第二，我们正与盟邦和苏联一起努力，减低在欧洲相互对峙的军火和军队。
第三，我们扩大对痛苦转型至自由市场制度的地方提供经援。转型对于刚开始解构马列经济体制且通常缺少自由市场基本要件的社会，是非常艰巨的任务。然而我们相信，美国、欧洲盟邦和日本，加上国际经济组织，可以一起努力成功地帮助这些国家，达成它们长久以来被剥夺的进步。所有这些努力的目的，应是为永续成长的真正动力──活泼的民间投资和发展──提供健全的环境。
我们把对外援助和价值观相结合，并展现出我们的价值观可以是一种助力。我们的援助唯有单一的检验标准：是否能促进民主与经济自由。
在此我要多谈一下我们的民主政策及其对苏联的影响。改革开放(perestroika，指1980年代前苏联经济及政府机构的新调整)对我们的利益，不止于地缘政治范围。若改革开放带来更民主开放的苏联社会，在个人权利与经济方面有所进步，则对苏联外交政策的长期影响是高度有利的。在我看来，苏联实行民主是苏联会对国际问题采取建设性作法的最佳保障。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我要举出的民主进展例子，我称之为「开疆拓土」。我今天通篇演讲的论点就是说，民主符合美国的理想和利益。而且民主更是实用的外交工具，它不是唯一的工具，却是特别有价值的一种，可以在国内外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凝聚支持。
民主为全体世人所向往，套句著名的美式老说法，就是「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我反对，也希望美国永远反对一种观点，即认为民主只适合特定的社会，无法在亚、非或南美洲，甚至中东实行。我反而要说，请记住那句箴言﹕「相信人民」。
因为我们相信人民，不仅是美国或欧洲或中美洲，而是世界各地的人民，所以我们用民主与选举，做为协助终结区域冲突并带来国家和解的可贵工具。我简单举几个例子。
──在那米比亚(Namibia)，我刚参加了他们的独立庆典，自由公平的选举对于解放非洲最后的殖民地、结束内战、并以民主宪法成立新政府的解决过程，是一个关键要素。我们相信自由公平的选举，在促进安哥拉(Angola)与南非的国家和解中可以扮演类似的角色。
──在以阿冲突中，我们看到选举在占领区成为催化剂，促成建设性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对话，这有可能带来双方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和平。
──在柬埔寨，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永久会员国认为，在那片倍受蹂躏的土地上，自由公平的选举是最后解决政府遭质疑的上策，可以在被延宕许久后，使柬埔寨人民终于有机会选择自己的领袖。
让我以这个想法做结论。当年我在大学修读古典文学时惊讶地发现，大部份古代哲学家都害怕民主。研究十八世纪有关我国宪法各种主张的人，也会发现这种恐惧。过去一直有挥之不去的疑虑，认为个人会腐败，寻常男女就是不能承担主权在民的任务。
我们的开国先哲克服了这种疑惧，并留给我们对公民有信心的遗产，公民构成我们最大的政治与道德力量。每当我们的外交政策汲取这股力量，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一股强大的善良势力，这政策就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如今，历经捍卫民主价值的艰困岁月后，我们已经重拾原本的信心。
平民百姓才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平民百姓突破了柏林围墙，平民百姓让独裁者倒台，平民百姓在中美洲投票选择民主。
正如同开国先哲凭借对公民的信心而建立了新的民主社会，今日我们的外交政策也必须立基于同样的信心上，以便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国际社会。这是我们的机会，也是我们的挑战。在每个美国人的鼎力相助下，我确信我们可以做得到。
Sour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90 (1991),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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