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基本文献
BASIC READINGS IN U.S. DEMOCRACY
吉米卡特
人权与外交政策HUMAN RIGHTS AND FOREIGN POLICY (1977)
Jimmy Carter
在美国当代总统当中，很少有像卡特总统这样，坚信外交政策目标应反映美国最高道德理想。正当美国仍在努力解决其本身的种族关系与人权问题之际，卡特却很有前瞻性地提倡一种政策，主张其它国家应尽可能达到最高的标准，而他认为那也是美国人希望被用以评价的标准。例如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为抗议入侵行动，取消美国参与预定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运。
卡特在1977年6月为圣母院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毕业典礼致词时，讨论到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应有的理想与现实。这与美国首任总统对外交政策的演讲，表达了迥然不同的讯息。
For further reading: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1982); Robert C. Gray and Stanley I. Michalak, Jr., ed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Detente (1984); Burton Kaufman, The Presidency of James Earl Carter (1992).
人权与外交政策 (HUMAN RIGHTS AND FOREIGN POLICY)
国家：应更有效率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应证明与当代人的灰暗信念相反：政府可以既有能力又更注重人性。
不过我今天要跟各位谈的是，我国的海外行动与本国基本特征之间有关联的部分。我相信外交政策可以是民主的，以基本价值观为基础，并为人道目的去运用我们的实力与影响力。我们的外交政策可以让美国人民支持，可以和以前不一样，也就是让他们知悉与了解。
我对我们的政治制度深具信心。我们知道民主行得通，所以可以反驳那些不给人民人权的统治者的说法。
我们有信心，民主的范例将使人折服，因此我们希望让过去几年与我们隔离的人们，以及对于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优点尚不信服的人们，更认识这个典范。
我们有信心，民主是最有效的方法，因此我们无意于在国内外采取不当的作法。
我们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因此我们可以在核武竞赛上，寻求大幅度的裁减。
我们也对美国人民的高明见识有信心，所以让他们一起参与制订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于是我们发出的是两亿一千五百万人的声音，而非只是有限的一小撮人。
民主最近在印度、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大大成功，这显示我们对美国制度的信心并未错置。由于我们对本身的未来有信心，所以现在不会过度恐惧共产主义，这种恐惧曾经使我们接纳任何怀抱同样恐惧的独裁者。我很高兴情况已经改变。
太多年来，我们情愿接受对手有问题且错误百出的原则及作法，有时为他们的价值观而舍弃自己的价值观。我们以火攻火，却从未想过用水比较易于灭火。这种作法失败了，越南便是其不智及道德缺失的最佳范例。好在我们现在从错误中，找到回归本身原则与价值观之路，也重拾失去的信心。
就历史来说，我国立国两百年是很短，而我们在世界居首要地位的历史更短。那是从1945年，欧洲与旧国际秩序成为废墟时开始。在之前，美国多半在国际事务的边缘。但从那时起，我们无可避免地成为国际事务的中心。
此期间我们的政策是根据两个原则：一是相信苏联对外扩张几乎势不可免，必须加以围堵，一是对应的想法：囊括大西洋两岸几乎所有非共国家结为联盟十分重要。那种体系不可能永不改变。历史潮流已削弱其根基。即便竞争更加激烈，因与苏联对立而促成团结的威胁已减弱。
越战造成深远的道德危机， 损伤全世界对我们本身政策和生活体制的信任，信心危机因某些领导人物隐含的悲观想法而变得更加严重。
在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世界出现戏剧性的转变。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及抱负已经改变。殖民主义几乎消失。过去一个世代所建立的将近一百个新国家中，已形成新的国家意识。知识更加普及。人心志向更高。随着更多人摆脱传统的束缚，于是有更多人有生以来首次下定决心，要争取社会正义。
世界仍然因意识形态争议而分裂， 为区域冲突所支配，受危险所威胁，所以我们欲解决种族和贫富差距，无法不使用暴力或令主要军事强国陷入战争。我们不能再将传统战争与和平的议题，与正义、平等、人权等新的全球问题分隔。
现在是新世界，但美国不应对它感到恐惧。现在是新世界，我们应协力来塑造它。现在是新世界，它要求美国提出新的外交政策，其基础在于始终一致的价值观，以及对我们历史愿景的乐观看法。
我们的政策不可再仅以工业国为全球稳定的基础，我们必须响应新的现实，即这个世界在政治上正逐渐觉醒。
我们不可再期待其余一百五十个国家，会顺从强国的独断独行，我们必须持续、有信心地努力于鼓舞、说服和领导。
我们的政策必须反映我们的信念：世人可以在单纯求生之外有更多的期望；尊严与自由是基本的精神需求。我们的政策必须塑造一个比秘密外交更能持久的国际体制。
我们不能以操弄手法制定这种政策。我们的政策必须是开放的；必须是公正的；必须是建设性的参与全球事务，并建立在五个基本原则之上。
从去年一月起，我就努力向美国人民说明这些论点。且让我讲述我们过去的作法以及展望未来的计划。
首先，我们再次肯定对人权的承诺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我们美国人在血统、宗教、肤色、祖籍与文化背景上，是世上罕见的多样化国家。没有共同的血缘或土地神话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结合我们最有力的因素，或许当属对人类自由的信念。我们要让世人知道，我国所代表的不只是经济繁荣。
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用严格的道德准则来执行外交政策。我们活在不完美的世界里，而且它永远不会完美；这个世界复杂又混淆，而且永远会维持此种状态。
我完全了解道德劝说的限制。我们没有改变是轻而易举或一蹴可几的幻觉。但是我也认为，低估言辞和言辞体现的思想的力量就错了。在美国历史里，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Common Sense)到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的《美国梦》(I Have a Dream)，均展现了这种力量。
在人类精神生活中，言辞就等于行动，这可能比我们当中许多人所意识到更为强烈，而我们住在言论自由被视为当然的国家。极权国家的领导人很清楚这一点。证据就在于那些国家的异议人士，正是因为言辞代表的行动而遭到迫害。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保护个人不受国家独裁力量之害方面，全世界的戏剧化进步。我们若忽视这个趋势，就会失去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道德权威。要领导世界就得恢复我们曾有过的高道德标准。
伟大的民主国家不是因为强大繁荣而自由。我相信我们是因为自由而强大繁荣、具影响力。
在今日世界各地，不分自由与极权国家，人们均关注自由、人权的主题。我认为在美国的我们，有责任让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辩论和争议继续下去。没有国家比我们更有资格做为榜样。美国有美国的短处及缺失，但我们应持续、勇敢地努力确保，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既有的成就感到自豪。
其次，我们一直刻意采取行动，强化各民主国家之间的连系。在最近的伦敦会议中，我们同意扩展经济合作，推广自由贸易，强化世界货币体系，设法避免核子扩散。我们为即将举行的有关贫困、发展及全球福祉问题的南北会议，准备了建设性的提案。我们也同意携手努力，加强共同的防御并使之现代化。
各位可能有兴趣知道，在这次二十五年多来的首度北约(NATO)会议上，所有会员皆为民主国家。更重要的是，我们全都再次肯定对民主制度的前景抱持基本乐观态度。我们充满信心的精神正在扩散。我们各个民主国家同心协力，有助于形塑更广泛的全球合作架构。
第三，我们推动促使苏联与我们共同努力终止战略性武器竞赛。这种竞赛不只危险，在道德上也十分可议。我们必须终结它。我知道达成协议并不容易。我们的目标是做到双方公平待遇，以期达到相互稳定性、等同性以及安全性。我们希望冻结进一步现代化及生产武器，并持续大幅减少战略核武。我们要求全面禁止所有核子试爆、禁止所有化学战、不发展攻击航天员造卫星的能力，以及印度洋限武。
我们希望可以与所有国家共同迈向最终协议，将核武从死亡军械库中完全淘汰。我们将坚持努力下去。
再来，我认同与苏联关系和解。和解对我来说意味着向和平更进一步。但和解的效应不该只限于我们两国。我们希望说服苏联，一国不能将其社会制度强加于别国之上，无论那是透过直接军事介入或利用从属国的军力，如同古巴介入安哥拉(Angola)。
合作也意味着义务。我们希望苏联加入我们与其它国家，一起为援助开发中世界尽更多的力量，因为共同进行援外工作有助于我们双方建立互信的桥梁。
第四，我们费心的采取步骤，以改善在中东建立永久和平的机会。透过与以色列、叙利亚、约旦及埃及等相关国家的领袖进行广泛谘商，我们发现一些意见相同的领域，也有一些迈向共识的发展。有关协商必须继续进行。
我经由公开发言，也试着建议以更有弹性的架构，来讨论三项到目前为止十分棘手的关键议题：全面和平的性质──什么是和平；它对以色列人是何意义；它对阿拉伯邻国是何意义；其次是安全与国界之间的关系──国界划分的争执，如何以双方均感到安全无虞的方式加以确立和解决；再是巴勒斯坦国土的议题。
美国与以色列的历史友谊不只仰赖于两国的国内政治；它衍生自我们共有的对人类自由的尊重，以及对永久和平的共同追求。
我们会持续推动各方均需要的解决之道。我们的政策不会受中东任何国家的政权转变所影响。因此我们期望以色列与其邻国持续为他们之前所接受的联合国第242及338号决议案所约束。
这是也许是近三十年前以阿冲突爆发以来，达成真正解决方案最有利的时机。若让这个机会流失，不但可能意味着中东的灾难，或许也会危害国际性政治、经济秩序。
第五，即使可能与友邦产生些许磨擦，我们仍试着减少核子扩散及传统武器遍布世界的危险。
在最近的高峰会议上，我们发动由国际共同判定，一面减少核子产品被挪用于制造炸弹的风险，一面运用核能于和平用途，哪些是最好的方式。
我们已经完成对我国武器转移政策的全面检讨。军售竞争有损和平，也对穷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伤害。
这目前已是我们的国策：我们会寻求减少年度军售金额，限制先进武器转移，并减少与外国共同生产武器的规模。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正尝试号召别的国家，无论自由与否，与我们共同在这方面努力。
不过以上我所说的只是一个开始。这个开始瞄准着一个清楚的目标：创立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架构，并使之切合新的快速变化的历史性情况。
我们会更密切地与亚、非、拉丁美洲的新兴有影响力的国家合作。随着世界权力结构改变，我们需要这些国家的友谊与共同合作努力。
百余年前林肯总统说过，一半人是奴隶、一半人是自由公民，我国不可能长治久安。我们知道，三分之一的人富有、三分之二的人饿肚子，这种世界也不可能长久和平。
大部分国家认同我们的信仰，即长久而言，扩大进行平等的贸易最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自立，但饥饿、疾病、文盲和镇压等问题却迫在眉睫。
西方民主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会员国、和已开发共产国家，可以藉由现有的国际机构合作，以提供更有效的援助。这是替代战争的良方。
我们特别需要与这半球的其它国家合作与谘商──包括向北与向南。我们不需要再喊口号。虽然它们是近邻和友邦，我们与他们的连结和我们与世界其它国家所建立的平等连结是一样的。我们视它们为全球、区域和双边关系组成的崭新、多元世界的一环。
重要的是，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有所进展。我们视美中关系为我们全球政策的一个重点，中国则是全球和平的关键力量。我们希望与富创造力的中国人民密切合作，解决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也希望找到可以使隔离我们双方的困难获得弥合的一帖良药。
最后我要说，我们承诺为南非危机找出和平解决之道。在承认民主制度中少数的权利也必须加以保护的条件下，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做为政治秩序基础的时代已经来临。
为求维护和平，改革必须马上付诸行动。美国有决心与欧洲盟国及相关的非洲国家一起有所作为，为南非社会快速且进步的转型，塑造协调的国际架构，并协力保护它不受无理的外来干预。
综合以上，我的结论是：我们的政策是以对美国角色的历史愿景为主。我们的政策衍生自对全球变化大局的看法，我们的政策根植于我们的道德价值，这些价值永远不会改变。我们的政策受物质财富和军事力量所强化，我们的政策以造福人类为宗旨。我希望这个政策会让各位以身为美国人自豪。
Source: Jimmy Carter,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immy Carter, vol.1 (1977),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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