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国民社会
公共秩序的观念
到目前为止ˇ我们已经考察了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人士认识和处理个人和家庭生活以及对待工作、宗教和政治一些方式。ˇ在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一下我们通过访问谈话和观察所了解的情况与更宏观的美国社会观之间的联系。由于割断了过去和未来的谈话必然会失去自身的连续性ˇ所以我们试图在这里把已经叙述过的个人故事ˇ同持久的国民议论和仍在继续这种议论的公众的声音重新连接起来。
在我们的访问谈话中ˇ有一点逐渐变得十分清楚ˇ对于我们接触过的大多数人来说、真和善的试金石在于个人的体验和亲密的关系。无论是中产阶级生活的社会环境ˇ还是其日常语言词汇ˇ都倾ˇ于生活意义源泉的私人性质。同时我们也发ˇˇ人们普遍具有把美国看作是一个国民社会而加以认同的强烈意识。然而ˇ虽然国民社会被看作好的东西ˇ但“政府”和“政治”都经常含有贬义。由此看来ˇ美国人对公共生活确乎是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ˇ而这种矛盾心理使得作为一个集体的我们难以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
这一困难涉及面如此之广ˇ必然牵涉到人们如何认识自己和社会的根本方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ˇ美国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ˇ它的个人主义语言允许人们在家庭、小团体、宗教会派ˇ以及我们所谓的生活方式圈子的范围内ˇ发展对他人的忠诚关系。即便在这些比较狭小的范围里ˇ对等的忠诚和理解也时常是极不稳定、难以维持的。因此ˇ非常自然地ˇ人们生活中的更宽广的ˇ互依存关系ˇ地理上、职业上和政治上的关系ˇ既未被人清楚地认识ˇ也不易被有效的同情心所包容。如我们在第八章所看到的ˇ美国社会的巨大复杂性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难以捉摸的ˇ或者几乎根本看不见。当人们作为国民社会的成员对其它公民表示出大的关心时ˇ他们通常抱有这样一种希望ˇ即希望自己侧重私人的道德认识能够提升到真正的公共利益的高度上去。
当代美国在阐明公共利益方面存在的困难ˇ我们已经在关于公民生活和宗教的前两章中讲得十分明确了。在这方面ˇ宗教生活似乎与政治生活惊人地ˇ似ˇ与我们交谈过的许多人说ˇ公民活动和宗教活动对他们的生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ˇ因为这两方面的生活为他们提供了ˇ受爱和关心的欢乐ˇ而这些似乎正是工作的功利主义世界通常加以禁止的。但我们也已看到ˇ追求参与的快乐是一件极不牢靠的事ˇ因为自愿结合的表ˇ型群体本身是脆弱的ˇ这种参与随时都可能由于沮丧或“身心交瘁”而ˇ入崩溃。作为个人成功的理ˇ核心的商业进取心也破坏了社会参与。加利福尼亚银行家吉姆ˇ赖克特发ˇˇ他的“主动承诺的愿望”在事业发展的可能性迫使他搬家时开始变得淡漠了ˇ他便只好切断了与曾经给过他极大的成就感的志愿组织的联系。
美国人对与趣味ˇ投的人建立自发群体关系的追求ˇ由于害怕根本无法同那些过于不同的人建立关系而变得急迫起来。于是也就有许多美国人深深ˇ往起理ˇ化了的“小镇生活”。我们从不同方面获悉的那种对和睦社会的ˇ往ˇ其实就是希望把市场、法庭、政府管理方面的粗暴的功利主义关系ˇ改造成友邻般的和解关系。然而ˇ这种怀旧情绪却被美国刻意追求经济成功的个人主义所淹没了!竞争性的市场规则ˇ而不是ˇ镇会议或教会同仁参与的习俗ˇ成了生活的真正主宰。
不过ˇ尽管困难重重ˇ公共领域仍然作为一个不同人的持久共同体而存活了下来。在共和主义公民传统中ˇ公共生活是建立在形成个性的第二性语言和责任习俗的基础上的。这些语言和习俗通过建立信任ˇ把人们联合到家庭、朋友、教区和教会中去ˇ并使每个人都认识到他对更广大的社会的依赖ˇ而确立起一个ˇ互关系的网络。这些语言和习俗形成的心理习惯ˇ成了道德生态的本原和社会的经络组织。
有时ˇ这样一种认识真正成了全国性的一致认识。正ˇ我们在上一章结尾处看到的ˇ马丁ˇ路德ˇ金领导的民权运动ˇ展ˇ的正是美国人继承下来的、仍然潜存在公共利益意识中的这种力量及其生命力。马丁ˇ路德ˇ金对我们民族历史上的《圣经》思ˇ和共和主义思ˇ的明确表述ˇ使大量的美国人 黑人和白人—— 能够越过殊异性而认识到他们的真正联系。马丁ˇ路德ˇ金认为ˇ剥夺法律权利、贫穷、失业ˇ是对人的尊严和社会参与制废化的否定—— 是国民集体失职的明ˇ表ˇ。马丁ˇ路德ˇ金引起的强烈反ˇˇ超越了纯粹的功利主义盘算ˇ是许多美国人重新觉醒后的认识的表ˇ。这些美国人认识到ˇ他们自己的自我意识ˇ是植根于与其它人的伙伴关系中的。尽管其它人不一定ˇ他们自己ˇ但却与他们具有共同的历史ˇ其它人对正义和团结的呼吁ˇ就是对他们的忠诚提出的强烈要求。
在地方一级ˇ我们从一些访谈对ˇ身上也发ˇ了重振公共利益意识的类似思ˇ。我们发ˇ一些ˇ西西莉亚ˇ道尔蒂、玛丽ˇ泰勒、爱德华ˇ施瓦茨、保罗ˇ莫里森那样的人ˇ他们的第二性语言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希望和痛苦与大的积淀共同体连结起来。从与他们的交谈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认识ˇ确立自我不仅始终需要付出巨大的甚至冒风ˇ的努力ˇ而且只有在一个忠实于共同的生命价值理ˇ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ˇ。对植根于宗教生活和公民组织中的责任实践的共ˇˇ可以帮助我们ˇ不同于我们的人认同ˇ因为将他们和我们联结起来的不仅是ˇ互依存的关系和共同的命运ˇ而且还有共同的目标。由于我们具有共同的传统和某些共同的心理习惯ˇ我们可以共同努力ˇ建设共同的未来。然而ˇ在我们ˇ在这个历史环境中ˇ公共利益具体应当采取何种形式、选择何种方ˇˇ这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却是难以构ˇ的。即便是访谈对ˇ中思路最清晰的人ˇ他发ˇ很难ˇˇ出一个能解体ˇ他们最深刻的道德责任的社会理ˇ。
公共利益ˇ美国人未完成的探索
在美国ˇ对恰当的公共利益理ˇ的探索可谓历史悠久ˇ一直可以追溯到共和国的缔造者那里。我们正确判断目前形势的最大希望ˇ也许在于把我们当代的反思与建国者们的反思联系起来。革命一代的领袖们虽然在建立共和国的问题上是一致的ˇ但却对什么样的共和国最适合当时条件存在着重大分歧。例如ˇ约翰ˇ亚当斯主张政府应以其制度代表社会上的主要社会团体。托马斯ˇ杰裴逊和托马斯ˇ潘恩从革命一开始就力主广泛的民主参与ˇ认为民主参与是对领导者野心的一种制衡ˇ也是不可或缺的共和主义精神教育。与此ˇ反ˇ汉米尔顿和麦迪逊则担心ˇ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和中央指导ˇ一个他们ˇˇ中的地域辽阔的商业导ˇ共和国ˇ将会在无休止的派系斗争中毁了自己。但是他们全都认为ˇ共和国需要有政府ˇ而且这个政府不应当仅仅是各种不同利益在一整套程序规则保护下展开谎争的场所ˇ他们坚持认为ˇ共和主义的政府要得以生存ˇ就必须通过美德精神和对公益的关心使之充满活力。
在这个问题上认真听听麦迪逊的话也许是大有教益的。麦迪逊是美国ˇ法的主要起草人ˇ还同汉米尔顿和约翰ˇ杰伊一起撰写了《联邦党人文集》ˇ他常被说成是力主政治机器制衡论、反对杰裴逊和潘恩的共和理ˇ主义的强硬分子。然而正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警告说ˇ“人民主体的公益和真正福祉ˇ是我们应该追寻的最高目标ˇ无论哪一种政体ˇ都绝不应具有适合实ˇ这一目标以外的任何其它价值”(《联邦党人文集》第四十五篇)。在这里ˇ麦迪逊借鉴的是公民共和主义传统ˇ这种认识是他在与大不列颠的多年斗争中ˇ以及在面临一个不可抗拒地朝着民主和商业的方ˇ发展的新国家的痛苦经历中逐渐获得的。
在革命经历的调动下ˇ“人民主体”—— 男性白人产业拥有者ˇ而不仅仅是麦迪逊自己那个ˇ绅阶级ˇ成了主权的实际的和法律的源泉。尽管麦迪逊担心群众易受他人左右的危ˇ—— 这也是贵族反对民主的老调子ˇ但他还是同意汉米尔顿的说法ˇ“关于人民普遍希望实ˇ公共利益的观点是正确的”(“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一篇ˇ重点号原文所加)。麦迪逊在另一本不太著名的书中透露ˇ“我赞成人民将具有选择高尚和英明的人的美德和智慧这样一个伟大的共和主义原则”。所谓“伟大的共和主义原则”ˇ它的基础就是这样一个命题ˇ共和国的公民能够认识十八世纪所说的美德ˇ并以此作为行动的准则。“难道我们当中不存在美德吗ˇ”麦迪逊问道ˇ”如果不存在美德ˇ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无法使我们安全。如果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可以在人民不具备美德的情况下保障自由和幸福ˇ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ˇ。”(1)
公共美德的观念ˇ如同格利ˇ韦尔斯最近提醒我们的ˇ对革命的一代非常重要ˇ“具有不为我们所知的重要性和分量”。对他们来说ˇ美德并不是一个抽ˇ的概念ˇ而是由当时具有美德的人作为范例的有形品格。如乔治ˇ华盛顿这个ˇ代辛辛纳图式ˇ译注ˇLucius Cincinnatus(公元前519?一439ˇ)ˇ罗马将军ˇ政治家ˇ曾两任罗马独裁官。ˇ的人物ˇ他缔造了新的国家ˇ不过分地进行统治ˇ后来又自行引退ˇ恢复了普通人的生活。又如黑尔ˇ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ˇ成了美国的加图。(2)美德概念体ˇ的是一种品格理ˇˇ这种理ˇ不仅在古代著述家的著作中、而且在革命者的故事中得以具体化。它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信念ˇ人除了赤裸裸的自我中心感而外ˇ还具有识美ˇ善和在他人个性中认识正直、仁慈和完美等品质的能力ˇ麦迪逊及其同代人认为ˇ追求美德ˇ是在实ˇ个人受到同等人的敬重的欲望与造福公益的目标之间达成统一的方式。
然而ˇ麦迪逊、汉米尔顿、杰裴逊和亚当斯等人知道ˇ历史上贵族式的共和国较之民主体制不仅数量多ˇ而且持久。他们作为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的学生ˇ也知道造成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的原因是什么ˇ而这种原因也便是新的民主共和国需解决的问题。孟德斯鸠把共和国界定为一种自我调节的政治社会ˇ它的主要动力在于个人的自我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ˇ而这种一致性就叫作公民的美德。对于孟德斯鸠来说ˇ具有美德的公民ˇ就是懂得个人福利取决于全民的福利并能据此行动的公民。为了形成这种品格ˇ需要有能够使人们体验到个人利害与共同福利的一致性的实践环境。对于一个专业化的统治集团即贵族集团来说ˇ在其它条件ˇ同的情况下ˇ实ˇ这种公私合一状况的可能性比民主体制要大ˇ因为在后一种条件下ˇ公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私人事务上了ˇ而参与治理国家的时间却是有ˇ的。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ˇ这正解释了贵族共和制ˇ对于民主共和制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原因。
然而ˇ由于信念和政治必要性的双重作用ˇ麦迪逊和其它开国者选定了一个具有终极民主精神的政体。因此ˇ开国一代面临的特殊挑战ˇ是有其历史特殊性的。他们试图在一个庞大的商业社会里建立起民主主义的共和制度ˇ他们也必须在民主公民中培养公共道德。为了实ˇ这一目标ˇ1787年的ˇ法确立了一个有意识地适应膨胀着的资本主义以及与此ˇ应的哲学自由主义文化这种社会ˇ实的国家政府机器。不过ˇ制衡手段之积极目的ˇ在于抵ˇ竞争个体和局部自我利益的离心的、无政府主义的趋势ˇ培养一种麦迪逊称之为“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的东西ˇ《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开国者们并不指望通过各种利益的自动作用而机械地产生共同利益ˇ或者说至少他们不指望公共利益会自行产生。麦迪逊设计出缜密的ˇ法机制来过滤和净化人们的激情ˇ正是希望在联邦一级担任公职的人ˇ基本上能是一些具有远见和美德的人。
这个体制的前提是ˇ人民的美德能够指导他们选择那些具有高尚精神、能够把公共利益置于自己的或自己地区的特殊的利益之上的人ˇ作为他们的官员和代表ˇ这样的人将组成真正的美德贵族(aristocracy of merit)ˇ美国在一批通过选举、实行公众监督的领导人的治理下ˇ将能保障孟德斯鸠之于贵族共和体制的那些优点ˇ但实行的却是民主ˇ治。
革命的领导者们ˇ信ˇ人民将会继续承认以他们自己为代表的高教养阶层ˇ有的政治领导权。因此。他们认为无需主动地去形成大众政治文化ˇ因为这种文化已经由地方社区中宗教的、个人的和政治的联系形成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ˇ美国革命在突出了公共美德和验证智慧的观念的同时ˇ却又释放出一股平等主义精神和追求个人成功的冲动ˇ前一种脆弱的格局很快就被地域性经济扩张的浪潮所淹没ˇ于是使由一个具有公民意识并与大众情感密切ˇ连的杰出阶层来提供可靠领导的梦ˇ破灭了。
在支配了整个十九世纪的大气候下ˇ美国人的思ˇ转ˇ了个人成就和地方经济发展ˇ却把一个虚弱而又遥远的联邦政府ˇ扔给了一群擅长协调不同利益而不是公民美德的职业政治家。最初那种关于国民生活的共和理ˇˇ在个人进取的梦ˇ面前豁然失色ˇ给国民社会的内聚力造成了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开国者们原先设ˇ由业经验证的美德贵族实施的指导国家的作用ˇ部分地由试图在法律和国家政策中明确体ˇ利益协调的政党来承担了ˇ范围较小的地方社会生活主要受到这样一种宗教的和公民的道德的影ˇˇ它总的说来是要改造个人的抱负ˇ把它纳入到独立公民和ˇ镇长老对公共利益的关心中去。但是地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时常ˇ互冲突ˇ而在国家一级ˇ中间人制度则难以承受日益加剧的压力ˇ在1861至1885年动乱的内战时期ˇ这个制度终于彻底崩溃了。
内战及其余波暂时地重新激起了人们ˇ身民主共和宗旨的意识ˇ尤其是在北方ˇ但这种意识在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的疆城和商业扩张中迅速ˇ逝。在广大的未开发资源、新的工业技术和移民劳动力浪潮的刺激、推动下ˇ美国的资本主义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业已形成一个以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工业城市为中心的一体化的国内市场。这个新的工商业体系从根本上把地方社会生活降到从属于全国经济发展的地位ˇ结果产生了一个新的经济领袖阶级ˇ由他们建立了私人权力的新的制度ˇ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新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而抗拒这些倾ˇ的旧的地方生活格局ˇ只是奄奄一息地勉强支撑了下来。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导ˇˇ互依存的国民社会之社会经济变革ˇ并没有辅之以可以促进麦迪逊所说的国民社会“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的新政治制度之创立。因此ˇ开国者们面临的在商业共和国中发展一种有效和民主的公民精神的问题ˇ不是被解决了ˇ而是拖延了下来。
美国人的六种公共利益观
自立的竞争性进取精神与公民共和主义者推崇的公众团结意识之间的紧张关系ˇ是美国历史上一直悬而未决的最重大的问题。美国人试图通过公共社会的理ˇˇ确立一种能够作为依靠ˇ能够完成个人自我实ˇ和自由的共同信任。这一追求在试图把经济进取心和ˇ互关系纳入一个包容性的国家制度结构中去的愿望中ˇ找到了它在公共领域里的同类。长期以来ˇ美国文化一直是以弥合自立精神与社会意念的极其尖锐的矛盾心理为特征的ˇ而且美国的历史还表明ˇ在如何把个人自主同复杂的ˇ代经济ˇ互依赖关系结合起来的问题上ˇ同样存在ˇ似的矛盾心理。
过去一百年间ˇ在美国产生了六种不同的公益观。每一种观念都有自己的历史ˇ但所有这些观念都是作为对这样一种需要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ˇ一个日渐ˇ互依存的社会中的公民ˇ需要ˇ自己澄清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应该ˇ什么方ˇ发展。这些公益观事实上是有关如何正确认识美国个人主义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基本紧张状态的不同解释ˇ因为这种紧张状态在工业化时代愈加变本加厉了。
从历史上看ˇ这六种观念都是成对地出ˇ的ˇ且每一对都出ˇ在旧制崩溃、重新整理国家经济秩序的时期。不过ˇ由于这些经济动乱时期也是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ˇ有关公共利益的观念便不仅仅与狭义的经济有关ˇ而且也是同美国作为一个国民社会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对、或许也是最基本和最持久的ˇ互对立观念ˇ出ˇ于十九世纪后半叶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始衰微。我们把这一对观念叫作权势集团与平民主义的对立。1929年ˇ随着私人公司经济的崩溃ˇ社会条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ˇ从而引起了第二次大辩论ˇ把对私人资本或称新资本主义的复燃了的辩护ˇ推到了与逐渐从“新政”的各种政策其中大多是随机应变的政策演化出来的理ˇˇ对峙的地步(我们将这种理ˇ叫作福利自由主义)。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动荡的经济状况乃是1933至1945年的经济稳定局面之逐渐分崩离析所致ˇ但政治上的辩论却基本上仍是围绕着新资本主义和福利自由主义的对立进行的。然而ˇ由于传统承继下来的公司政府调节使我们目前面临的困难的新特点ˇ又使得另外两种ˇ互竞争的观念日渐抬头ˇ尽管这种对立迄今为止仍主要存在于专家们那里。我们把这两个新的、而且尚未完全明确的对立观念ˇ叫作管理社会和经济民主。
我们将依次简短地考察一下这六种观念ˇ一次考察一对ˇ看看它们作为政治ˇˇ的形式是如何发挥功能的ˇ又是如何与我们在访谈中接触到的美国文化的主旋律发生共鸣的。第一ˇ既定秩序与民众思ˇ这两种ˇ互竞争的观念ˇ是作为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新的工业条件的反ˇ而出ˇ的ˇ但这一冲突也是在此之前美国人一直争执不下的一对老矛盾。既定秩序观和民众思ˇ观作为公共利益的观念ˇ即国民社会应当是个什么样子的观念ˇ都涉及到美国文化思ˇ的本源ˇ从而为以后将要讨论的另外两对念定下了基调。
权势集团与平民主义的对立
美国社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经历的变化之非凡广度和速度ˇ把全国的意识和争论激到了一个新的强度。对当时的视察者来说ˇ似乎连美国生活的根本格局都在重建之中。在1893年夏天热闹非凡的在芝加哥举行的哥伦比亚世界历史学家大会上ˇ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ˇ杰克逊ˇ特纳宣读了他的著名论文ˇ认为西部大边疆终于ˇ失ˇ而随着这一结局的出ˇˇ十九世纪美国的强大以及乐观情绪有可能受到ˇ制ˇ新闻记者沃尔特。李普曼不过是其后不久便对西奥多ˇ罗斯福声势夺人的号召作出反应的许多人中的一个(罗斯福主张把“艰苦生活”作为急需的民族精神振兴的开端)。李普曼在解释罗斯福的呼吁时写道ˇ“轻易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西奥多ˇ罗斯福是“第一个这样的总统ˇ他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稳定和社会正义必须有意识地去争取、有意识地去维持……从而把美国人的思ˇ发展引ˇ适应二十世纪的方ˇ”(3)。
因此ˇ世纪转换时的政治讨论的背景ˇ已经开始从十九世纪典型的赤裸裸的利益竞争的意识形态移开了ˇ因为许多人认为这种竞争政治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形势。“改革”ˇ逐渐成了有意识地谋求“国家稳定和社会正义”的同义语。它所涉及的根本问题ˇ在于美国应该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条件下把新兴的工业秩序变成一个能够生存下去和具有道德正义性的国民社会。
一个回答便是权势集团的构ˇ。这一构ˇ主要同工商金融界这一部分上层人物有关ˇ他们在十九世纪未创办新公司的同时ˇ创立和捐赠了一个私人机构网络ˇ诸如大学、医院、博物馆、交ˇ乐团、中学、教堂、俱乐部和协会等等。但有趣的是ˇ这些新的机构ˇ无论是城市的、地区的ˇ还是全国范围的ˇ都和企业本身的情况一样ˇ是建立在自愿结合的基础上的。这些机构的强大与国家力量在这方面的ˇ对弱小形成了对照。确切地说ˇ直到ˇ在ˇ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型研究性大学和博物馆这样的机构 —— 它们在大多数国家都是由政府开办的ˇ在美国仍然是“私人的”机构ˇ而这便是权势集团在制度建设构ˇ方面的遗产了。
这些公共机构的创造者们试图宣扬一种“位高则任重”和公共服务的超地域伦理观ˇ以促使地方ˇ贵产生国家义务的意识。权势集团构ˇˇ然与教会类型的宗教有着亲缘关系ˇ但它与ˇ镇长老的伦理观不同ˇ它接受大的机构和利益之间的讨价还价的政治ˇ同时又希望通过个人影ˇ和协商ˇ引导和缓解社会冲突ˇ使之达成富有成效的妥协。按照本世纪初李普曼等思ˇ家所作的理论诠解ˇ权势集团构ˇ是超地域的、灵活的ˇ并致力于达成不同利益的协调。西奥多ˇ罗斯福也许就是这一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典型体ˇ。
平民主义思ˇ则与权势集团构ˇ的高雅形ˇ不同ˇ它鼓吹美国传统中的平等精神ˇ经常将ˇO马斯ˇ杰裴逊作为心目中的开国英雄ˇ而把亚历山大ˇ汉米尔顿视为反派代表人物。平民主义总ˇ主张“人民”(普通公民)具有管理他们自己事务的才智。同权势集团构ˇ一样ˇ平民主义思ˇ也是植根于面对面的ˇ镇政治的理ˇ之中的。但是ˇ由于权势集团构ˇ从一开始就对在新的国家制度中占据高位的掌权人物具有吸引力ˇ平民主义思ˇ的言论便时常带有反对派的意味。不过ˇ在1896年的人民党纲领中ˇ平民主义思ˇ却主张为了共同利益扩大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平民主义思ˇ关于普通公民的尊严和重要性的重要言论ˇ常常涉及到《圣经》语言ˇ它既与美国宗教中反道德律的神秘主义思ˇ有关ˇ又与宗教教派热烈的责任意识ˇ涉。如果说权势集团构ˇ在世纪转换时期的美国重新确定了关于共同利益的共和主义理ˇ的若于重要方面ˇ平民主义思ˇ则通过坚决主张共和体制若排斥任何成员充分参与便是不完全的共和体制ˇ而起到了推进民主的巨大作用。
虽然权势集团构ˇ和平民主义思ˇ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ˇ但两者都坚持必须把正在出ˇ的工业和公司经济社会纳入一种公共道德秩序之中。此外ˇ两者都认为这种秩序应该是一个重振公民的和宗教的道德生态的权威秩序ˇ因为它们感到这一权威正在受到市场的极端工具主义习俗的威胁ˇ主张权势集团领导的人和平民主义民主派一样ˇ都极为强调有关公共生活目的的共同传统ˇ都认为这一传统正受到当时新的经济技术发展的破坏。
例如在1889年ˇ安德鲁ˇ卡内基这个典型的靠个人奋斗起家的巨头ˇ在他的“财富的福音”中谈到ˇ工业巨子们不应把自己看成国民财富的所有者ˇ而应看成国民财富的托管人ˇ有着为造福全体而管理这些财官的责任。卡内基写道ˇ“我们时代的问题ˇ是如何恰当地管理财富ˇ以使兄弟关系的纽带继续在和睦的关系中把富人和穷人连结在一起。”(4)波士顿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亨利ˇ希金森在1911年写道ˇ“我并不认为一个人由于拥有财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这些财富。财富是属于社会的ˇ个人只有管理权ˇ如果一个人管理得好ˇ不是只顾自己或股东的利益ˇ那他也就具有处理财富的权力。”希金森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一个进步党人ˇ他同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ˇ埃利奥特以及波士顿的其它ˇ要人物一起ˇ认为“对国家秩序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ˇ便是教育个人树立服务、管理和合作的理ˇ”。(5)
平民主义思ˇ的倡导者们使用的也是类似的语言。劳工领袖尤金ˇ德布兹在1890年写道ˇ“无处不有的博爱精神(反击着)对‘全能的美元’的疯狂追逐”。他争辩说ˇ博爱出自于“灵魂高尚、心地善良的人们所承认的、作为人生幸福的基质的各种联系、纽带和义务”。后来ˇ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ˇ傅布兹继续以熟悉的共和主义和《圣经》语言说话ˇ强调当代人对“为了留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世界而艰苦斗争”的英勇先驱者们负有的责任。他极力主张ˇ个人对这些英勇前辈履行责任的恰当方式ˇ是“尽可能地为后辈多做些好事……(这样)你才能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人……才能发ˇ自我 ˇˇ 真正认识你自己和你的生活目的”(6)。
由此看来ˇ平民主义思ˇ和权势集团构ˇ具有一种共同的认识ˇ工作、福利和权威既紧密关联ˇ又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对平民主义思ˇ来说ˇ这种格局十分近似于今天仍在美国盛行的ˇ镇生活理ˇˇ而权势集团构ˇ则不那么强调平等ˇ它强调的是对等而不是平等义务的居高临下的关系。但是ˇ这两种观念有着一个共同的大视角ˇ即都把工作看作对由ˇ互关系连结起来的公共大家庭的贡ˇˇ正义的原则ˇ要求公众做出努力去修补这些崩溃了的社会关系。权势集团构ˇ是宏观性的 ˇˇ 既是全国性的又是国际性的ˇ平民主义思ˇ一般则对规模庞大抱怀疑态度ˇ但二者一如看待工作那样视政治为公共信任之事ˇ归根到底ˇ是个人关系之事。这个共同认识又导致了第二个大的统一ˇ即认为一个国民社会不仅需要有调节个人对幸福的追求的公正秩序ˇ而且需要确立关于公正的制度和具有美德之公民的实质性观念。权势集团构ˇ和平民主义思ˇ对社会生活目的的实质性关切ˇ正是区别于我们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ˇ的东西ˇ后者虽然提供了各种程序规则和有效手段的观念ˇ但对共同目的却论述较少。
德布兹关于公共目的的语言是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ˇ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ˇ公民既应共同ˇ有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必需的经济地位ˇ又应具有对社会的权利和义务的共同认识ˇ确切地说ˇ德布兹主张社会主义的基本论点是ˇ那里存在着公正原则的道德实质ˇ它超越了市场交换的原则ˇ是以对人的尊严之要求有着共同认识的公民的团结一致为基础的。德布兹进而争辩说ˇ由于工业发展已经破坏了十九世纪独立公民获得尊严的基础 为自己的财产劳动ˇ因而需要确立一种关于社会财产和经济参与的新观念ˇ以便在工业条件下为公民生活增添实质内容。
二十世纪初的各种政治改革运动ˇ亦即我们泛泛称为“进步党人ˇ的运动ˇ既借鉴了权势集团构ˇ的思ˇˇ也吸收了平民主义思ˇ的内容ˇ然而最终却走ˇ了与前二者都不ˇ同的方ˇ。进步党人同权势集团构ˇ的倡导者一样ˇ主张创建一个国民社会ˇ但他们同时又ˇ平民主义思ˇ派一样ˇ主张这个社会应当是一个民主的包容性社会。如同迈克尔ˇ桑德尔所指出的ˇ对进步党人时代的改革者来说ˇ“如果由民主的社会共同体组成的小型美德共和体制不再可能ˇ一个由全民组成的共和体制似乎就是民主的第二个大好希望了”。由于这些改革者们仍然信仰一种共同利益的政治ˇ因而“不是把国家看成不同利益集团展开竞争的一个中立的框架ˇ而是看作一种形成性的社会ˇ它旨在形成一种适合ˇ代社会和经济形式的规模的共同生活”。(7)
然而进步党改革者的思ˇ还有另外一个方面ˇ这就是他们对“理性”和“科学”的信奉ˇ认为理性和科学是建立新的国民社会的主要手段ˇ他们逐渐形成了对公共行政的热情ˇ把公共行政看作是一种能够治愈政治和社会分裂、促成一个更有“效率”、更具“理性”的国民社会的社会工程进步党人在主张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节制大企业的同时ˇ还时常拥护公共服务、健康和教育等目标。这一超越了利益、建立在专门知识而不是智能和美德基础上的对“理性”政治的追求ˇ把美国政治讨论从对公共原则及其公民共和主义反ˇ的关心ˇ转为对进步的关注ˇ而进步则本质上是由物质的丰富所决定的。因此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ˇ改革运动一反初衷ˇ把政治行动的目标从民主共和体制的实ˇˇ转为建立一个能够“交货”的行政体系。李普曼把这一新的政治目标归纳为“控制”的增强。1928年赫伯特ˇ胡佛(他本人是工程师)当选为总统ˇ报界称颂他为“‘工程政治学’……‘控制力学’这种ˇ代科学中最具权威的人物”。(8)由此ˇ那个年代的希望似乎眼看就要实ˇ了。
新资本主义与福利自由主义的对立
如果说平民主义思ˇ和权势集团构ˇ这两种对立的思ˇ企图使经济和政治利益竞争服从于建筑在对等关系基础上的国民生活的话ˇ那么ˇ从1929年公司经济的混乱中脱颖而出的薪资本主义和福利自由主义思ˇˇ则是以另一种共同愿望作为诉求。大ˇ条似乎是一种典型的失控ˇˇˇ但它是手段的问题ˇ而不是目的的问题。新资本主义和福利自由主义在ˇ代社会的首要目标方面是一致的。这个首要目标包括两方面ˇ一是为公民提供人身安全和物质福利ˇ二是在活动目标上尽可能鼓励个人选择。虽然这两股思潮在指导社会的方式和由谁来指导的问题上存有不同的观念ˇ但二者都继承了进步党人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热情ˇ也都信奉职能专业化的价值和必然性。
福利自由主义开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当时ˇ政府的大量财力物力都用到对付大ˇ条造成的各种问题上去了ˇ但却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扩展了美国的国力ˇ从1950年到1970年这段空前的经济增长时期ˇ福利自由主义赢得了最大的成功ˇ建立了某种与国民一致性十分接近的东西。新资本主义 —— 一种试图用当代的形式恢复旧的自由市场思ˇ的努力 ——是作为对福利自由主义的主要批评而发展起来的ˇ并作为七十年代的经济困难的一个后果ˇ赢得了自身合理性和支持者。从1970年起ˇ新资本主义正式加入了争夺美国政治意识霸主地位的角逐。
不言而喻ˇ新资本主义思ˇ一直是罗讷德ˇ里根的言论基础。从他1980年接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起ˇ就一直滔滔不绝地把自己的使命确定为建立“一种新的、全国人民以家庭、工作ˇ社区、和平和自由的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共识。”然而在里根的辞令中ˇ这五个充满了道德声ˇ的词汇ˇ呼唤的是私人的美德ˇ而不是公共的美德ˇ工作ˇ是自立的个人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从事的一ˇ经济活动。里根在就职演说中说ˇ“美国人民”就是“一个特别利益集团”ˇ它“包括为我们种粮食ˇ为我们在街上巡逻ˇ在我们的矿山和工厂劳作ˇ教育我们的孩子ˇ料理我们的家务ˇ治疗我们的病痛的男男女女。”里根这番以职业论人的话ˇ不是把我们看成一个政治体ˇ而是看成了一个经济体ˇ人民只是一个包容一切的“利益集团”ˇ它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平等机会的健康的、生机勃勃的、不断增长的经济”。政府的首要目标ˇ就是保卫自立的个人得以自由地去追求其主要为经济的目标所必需的和平和安全。“工作和家庭是我们生活的中心ˇ是我们作为一个自由民族的尊严的基础”。
按照里根的说法ˇ一个试图于得比这更多的政府ˇ就是“吃多了ˇ太胖了ˇ应该减肥”。诚然ˇ政府应该为那些未能实ˇ自足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网”ˇ但政府的资助必须降低到保护“真正需要的人”所必需的最低ˇ度ˇ而且ˇ如果可能的话ˇ应该力图帮助他们恢复自立的能力。关心穷人固然值得鼓励。但它只是一种私人美德ˇ而不是公共义务。“里根在1984年初的一次演讲中说ˇ“ˇ在到了摒弃那种主张推行政府计划便是私人行善的一种形式的概念的时候了。慷慨是一个人用自己的资源行善的表ˇˇ而 不是他主张政府用大家的资源行善的表ˇ。”(9)这番议论的含义是ˇ社会是ˇ互认识、ˇ互自然流露关心的邻里之间的自愿联合ˇ而且本质上是私人的而不是公共联合的一种形式。
这种新资本主义的国民生活观ˇ在十九世纪末的经济和社会改造中可以找到它的渊源。它来自工商业经济、尤其是公司经济的信条ˇ这种经济在那个年代得以从地方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ˇ并可以公开把工商业的繁荣作为导ˇ美好未来的主要手段加以歌颂。里根总统的多年好友兼“智囊团”成员、已故亿万富商贾斯廷ˇ达特ˇ在1982ˇ年发表于《洛杉机时报》的一篇访问记中ˇ用比里根坦率的语言阐述了这一理ˇ的经典的道德依据ˇ“我从不专门去找一个能够为人类服务的买卖来做。但我ˇ如果我做的买卖雇用了很多人ˇ能赚很多钱ˇ那事实上就是在为人类服务了。我们能做的一切事情都与贪婪有关ˇ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对。”(10)企业家们对社会问题 —— 也就是达特所说的“ˇ平等权利这类废话”—— 一般是漠不关心的ˇ但薪资本主义思ˇ却时常与一些宗教和文化思潮合流ˇ这些思潮的目的用杰里ˇ法尔威尔的话说ˇ就是要通过促进传统的家庭和基督教的保守形式ˇ“把正派带回美国”ˇ尽管这些思潮基本上承认科学技术和物质进步是实ˇ个人成功的手段。因此ˇ新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继续了十九世纪的ˇ镇文化ˇ尽管它把这种文化仅仅作为地方和私人生活的基础加以接受ˇ而认为自由市场的动力才是实ˇ国民社会一体化的唯一有效的于段。
新资本主义的ˇ有形式是在反对福利自由主义这一对立思ˇ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ˇ而福利自由主义则又是作为对大ˇ条中私人公司经济的崩溃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福利自由主义的标志是ˇ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ˇ用行政干预平衡市场的运行。福利自由主义同新资本主义一样ˇ承认资本主义市场和它的私人经济制度是物质财富增长的核心机制ˇ同时主张将专业知识和功能组织应用于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两个领域。福利资本主义认为ˇ市场必须或多或少地长期由国家通过各种旨在调节和协助市场交换的制度进行干预。
这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强调ˇ产生了福利自由主义的政治观ˇ公共利益被看作是通过共ˇ经济增长的利益达成的全民和谐ˇ福利自由主义的政府ˇ应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ˇ保证个人从中获益的公平机会。这种干预经济和社会的道德宗旨是ˇ保证所有公民具有参加经济竞争的“平等机会”ˇ防止经济剥ˇˇ并于七十年代初开始增加了保护环境资源的内容。最近ˇ关于福利自由主义思ˇ的最雄辩、最真率的表述ˇ不是出自于1984年大选中几位民主党竞选人之口ˇ而是由爱德华ˇ肯尼迪参议员发出。1980年ˇ他在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让给吉米ˇ卡特的演说中ˇˇ亮地号召建立一个以公平和热忱为基础的政府ˇ“我所寻求的承诺ˇ不是对陈腐的价值的承诺ˇ而是对永远不会变得陈腐的传统价值的承诺。其具体方案有时可能过时ˇ但公平的理ˇ永远不会过时。环境可以变ˇ热忱的品格不能变。我们不能靠扔钱来解决问题ˇ这固然很对。但我们也不能把国家的问题扔到不予关心的垃圾堆里去ˇ这同样是对的。…ˇ我们的人民在1980年提出的要求ˇ不是把政府搞得大一点或小一点ˇ而是要把政府搞得好一点。”
肯尼迪接着呼吁政府花钱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ˇ促进工人的安全ˇ使美国“再度工业化”和保护环境。他要求“政府动员一切力量”ˇ控制通货膨胀。他号召税制改革ˇ增加对富人的税收。他还坚持要求政府控制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ˇˇ全体人民提供公费健康保ˇ。实行上述各条ˇ就能保证实ˇ一个公平的政府一个以全体人民自愿“回报国家给予我们的一切”为基础的政府ˇ一个建立在“凡属牺牲ˇ一律分担ˇ而且公平分担”原则基础上的政府ˇ一个对“普通男女的问题”具有责任心的古道热肠的政府。
然而ˇ肯尼迪表达的福利自由主义思ˇˇ尽管在税制改革、政府干预市场和ˇ穷人提供社会服务等问题上的政策与新资本主义政策有种种不同之处ˇ但它在对公私生活的关系的认识上ˇ却与新资本主义有着根本的一致性。政府的宗旨ˇ在于给予个人以追求其私人目的的手段。福利自由主义者认为ˇ要实ˇ这一点ˇ就必须由专家指导的官僚机构来管理经济ˇ那些在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ˇ就必须获得政府的帮助ˇ以使他们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地位较好的人进行竞争。福利自由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的分歧之处在于对培养个人自立的手段的不同认识ˇ而不在于培养个人自立的终极价值本身。二者争来争去的是每一个人实ˇ公乎的程序ˇ而不是人民全体实ˇ公正的实质意义。
对于那些即便在公平竞争条件下也无力实ˇ个人自足的人ˇ福利自由主义提供的答案和ˇ里根那样的薪资本主义者提供的答案毫无二致ˇ即ˇ“同情心”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同情的主观感受。当然ˇ福利自由主义和新资本主义不同的是ˇ它主张对社会竞争中的失败者的同情ˇ应当由“ 救援行业”的专家们任职的政府机构来实施。但这类机构只有作为同情心的社会表ˇ时ˇ才是正当的。如果政府福利计划花费太多ˇ或者当这些计划似乎不足以促成自立精神ˇ反而增强了服务对ˇ的依赖性时ˇ福利自由主义者很容易被人指责为“淌血的心”ˇ意即他们对人轻率地寄予同情ˇ或者用里根的话说ˇ他们太愿意用别人的钱来表达自己的慷慨情怀。他们缺乏一种能侈说服其它公民的语言ˇ一种表达自己对公正原则的深刻道德信念的语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ˇ福利自由主义之继续作为国民一致的基础ˇ仅仅表ˇ在它关于政府于预经济的方案的确产生了效果ˇ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ˇ救援性官僚机构的费用似乎也低于财富增长的收益。到了七十年代ˇ经济增长的机器开始发生严重故障ˇ结果虽惨ˇ却是意料之中的ˇ如果大饼不能很快地变得更大ˇ福利自由主义的整个乐观主义思ˇˇ也就变得益发不可信了。美国选民的思ˇ日益变化不居ˇ而且对党派的呼吁越来越抵触ˇ这样便为新资本主义的复兴创造了条件ˇ因为新资本主义对许多人来说ˇ比福利自由主义许诺了一种更为有效的手段ˇ它既可以有效地追求私人财富ˇ又可以有效她表示个人对不幸者的同情ˇ而且代价较低。
如果说福利自由主义思ˇ在一个“拮据的年代”遇到了麻烦ˇ则新资本主义思ˇ也由于硬充可以在一个复杂的ˇ代社会中解除政府同私人市场之间的联系而ˇ入了危境。新资本主义者极力推崇的庞大的军工联合企业二事无法自圆其说ˇ此外ˇ考虑到ˇ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贫穷和失业的持久结构性问题ˇ新资本主义存在一个根本性难题ˇ即无法找到可以替代积极管理政治经济和“古道热肠”政府的令人信服的、有效的方法。
为了应付这些困难ˇ新资本主义莉福利自由主义的当代信奉者们ˇ从辞藻上藉用了平民主义和权势集团传统中关于早期理ˇ和对共同利益的关切。然而ˇ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的上升、危机深重的世界经济ˇ以及其它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确定因素ˇ促使一些人提出ˇ无论福利自由主义还是新资本主义都无法应付我们时代日益增长的问题的日子ˇ已经为期不远了。这种关切也就导出了另一对关于如何追求公共利益的对立思ˇ。
管理社会与经济民主的对立
管理社会和经济民主ˇ代表着试图摆脱福利自由主义和新资本主义在努力解决我们社会问题时的僵局、采取新的步骤的最大胆尝试。这两种新思潮的倡导者强烈拒绝美国回复到某种类似1929年以前的局面的ˇ法。它们虽然接受私人权力和公共权力ˇ互渗透的说法ˇ但却从根本上反对那种根本的经济利益可以光凭市场或经由利益集团之间的非正式联盟实ˇ有效一体化的假设。它们宣称ˇ必须放弃单纯依靠志愿战略联结工商业、劳工和政府等社会主要部门的做法。它们主张更明确的公共制度ˇ扩大部门间的联系ˇ并将它们置于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框架之中。
这两种仍不完备的思ˇ的支持者之间ˇ存在着一种ˇ似性。双方都宣称ˇ由于旧的理ˇ已经失败ˇ美国政治急待更新。持这两种新观点的人同其它人一道ˇ广泛批评新资本主义和福利自由主义都是为了“特殊利益”而牺牲普遍福利的。他们认为ˇˇ蒙代尔这样的福利自由主义者ˇ过分注重劳工、少数民族以及其它特殊选民集团。他们同时又批评里根总统这样的新资本主义者是公司和自私自利的富人的代理人。管理社会和经济民主的支持者们将自己的思ˇ描述成融合和超越对立利益的努力。ˇ早些时候的改革者一样ˇ他们对专业知识充满信心ˇ认为专业知识是我们社会摆脱目前明ˇ的困境的唯一途径。
到目前为止ˇ一些主要的政治家在试图从根本上更新旧有观念时ˇ只是接受了这两种新思ˇ的某些部分。要全面地表述这些思ˇˇ我们必须求助于理论家。而不是政治家。我们先来看看一个主张行政更加一体化的国民社会的大声疾呼者、著名的投资银行家费利克斯ˇ罗哈廷。在七十年代ˇ罗哈廷在拯救濒临崩溃的组约市经济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这次拯救运动ˇ是通过把财政大权置于一个指定的、由纽约市的债权人、雇员、债券持有者和银行家组成的委员会手中、并在正常立法渠道以外展开活动的方式来实ˇ的。罗哈廷在八十年代初指出ˇ美国在竞争性日趋强化的国际竞争面前ˇ需要来一次类似的拯救运动ˇ以实ˇ“稳定增长、低失业率、预算的合理平衡和货币的合理定价”。这样一个政策必须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致力于维护我们的社会效益”ˇ而这一点在罗哈廷看来ˇ不可能经由议会政治式的政治妥协来实ˇ。他坚决主张ˇ“只有能够采取长远观点并据此行动的制度ˇ才能带来所需的变化。”
在论述做出这种新的制度安排的必要性时ˇ罗哈廷所使用的语言ˇ同福利自由主义者和新资本主义者长期以来的情况一样ˇ具有浓重的技术经济和行政术语的色彩ˇ但他在沿用美国政治的道德传统方面ˇ却比上述两种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观念要淡薄。罗哈廷的具体建议是ˇ由总统和国会指定一个由“工商业、劳工和政府”组成的“三方经济发展委员00会”负责对经济实行干预ˇ以促进上述经济目标的实ˇ。这个委员会——罗哈廷“工业政策”的核心 ——是以纽约市拯救委员会为楷模的ˇ并且借鉴了胡佛用以对抗1929年大ˇ条的复兴金融公司的经验。为了使规模如此之大的改组付诸实施ˇ罗哈廷要求组织一个“由共和党或民主党总统任命反对党领袖参加内阁的两党政府”ˇ来实施强有力的国家领导。同时ˇ这个政府也应本着同样的精神选择经济委员会的成员。(11)
管理社会ˇ首先是不同的、不平等的集团之间为了改善个人安全和广泛共ˇ经济增长成果而进行合作的一种社会和谐理ˇ。为了实ˇ上述目标ˇ管理社会将把私人集团、尤其是工商界和劳工ˇ同政府机构联系起来ˇ共同指导技术变革和国际变革时代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ˇ它将继续推行传统的福利自由主义的各种方案ˇ诸如改善机会状况和协助那些被大变动破坏了生计的人。这一理ˇ的关键ˇ是由政府各部门和各种委员会集合在一起的不同经济和社会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的思ˇ。(12)这样一个政策极大地依赖于政府和行政结构ˇ而不是依赖于人民代表性ˇ这就使技术和管理专家的地位日益突出起来。但是ˇ把工作当作实ˇ私人目标的手段这一基本认识ˇ仍然是与薪资本主义和福利自由主义的观点一样的。国家的“长期和总的利益”将会受到更集中、也许是更专门化的关注ˇ但这种关注或许仅与那些位于或接近于各自机构的最高层的人ˇ涉。管理社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ˇ很可能是许多人强化了私人化态度ˇ而ˇ在促成这一转变的诸多因素都较为肯定地提供出来了。
经济民主的倡导者和管理社会的支持者不同ˇ他们明确地担忧如何使公民具有力量ˇ能够参加到他们亦认为是一个不仅更富裕而且更富有人情味的未来所必需的一系列新组织中去。迈克尔ˇ哈灵顿是八十年代早期这一发展着的思ˇ的主要发言人ˇ他也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长期倡导者。在哈灵顿看来ˇ无论是福利自由主义ˇ还是薪资本主义ˇ都是行不通的ˇ“不论我们喜欢与否ˇ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决策的十年ˇ一个处于制度危机中的十年。”为了找到过去的失败政策的替代物ˇ哈灵顿部分赞同罗哈廷的逻辑ˇ认为经济政策方面的有意识的集中化。是加强公民参与经济“分散化”决策的先决条件。哈灵顿认为ˇ公司垄断经济是最主要的障碍ˇ因此他提倡政府发挥积极作用ˇ以实ˇ“投资功能的民主化”ˇ这样一种政策终将“把民主从商店引入董事会的会议室里”。
虽然罗哈廷这样的计划者能够对集中化制度的仁慈性抱乐观态度ˇ哈灵顿则认为形势要求更多的独创性。罗哈廷为自己的建议辩护说ˇ他的建议最终是有可能增进民主的ˇ说“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工作非但不是不民主的ˇˇ反可以为民主过程增添一个与我们社会的主要力量进行磋商的因素“。而哈灵顿则认为ˇ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官僚机构ˇ都是对自由的威胁。不过他又问道ˇ“假如法律规定可以为任何一个试图自己雇用专家提出对立方案的有影ˇ的公民集团提供经费ˇ那情形又将如何呢ˇ”对哈灵顿来说ˇ使经济民主和管理社会ˇ入分歧的因素ˇ就是强化公民力量的概念。
由于哈灵顿与罗哈廷的论辩视野吻合程度极高ˇ以至于他把ˇ公民提供资金以“雇用他们自己的专家”ˇ看成他提议的改革的民主性质的主要障碍。但是ˇ无论专家们精神上多么“民主”ˇ他们却既不是道德典范ˇ也不是先知ˇ更不是政治领袖ˇ而且专家竞争的政治听起来就ˇ是利益集团政治的“高技术”翻版。哈灵顿的经济民主理ˇ是要唤起一种比利益集团竞争的总和更宏大的政治理ˇˇ而且承认这个理ˇ需要得到广泛的社会运动的支持。哈灵顿甚至承认罗哈廷连提都没有提到过的一点ˇ即这个新的理ˇ不仅需要制度上的创新ˇ而且需要对文化进行重大改造。至于说到这种文化改革的实质内容是什么ˇ哈灵顿的理ˇ使与罗哈廷的理ˇ一样ˇ对它只能说无可奉告了。他们悄悄地暴露出自己的政治目的缺乏道德基础ˇ因而也体ˇ出关于毫无目的的手段的辩论己经走到了尽头。这并不是说ˇ这两种最新的思ˇ之间根本不存在区别ˇ正ˇ不能说福利自由主义和新资本主义之间不存在区别一样。尽管罗哈廷的初衷或许不是这样ˇ但他所没ˇ的管理社会ˇ完全有可能只加强公司经济对我们集体生活的控制ˇ导致托克维尔所警告的行政专制主义。经济民主的理ˇˇ则是第八章提到的将公司经济置于民主的控制之下的长期努力的继续。然而ˇ如果不进行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改革ˇ无论是在经济民主还是在管理社会的条件下ˇ专家们就连经济民主主义者也指望他们 只会带来行政专制ˇ或用托克维尔的说法 “民主专制”ˇ难道我们ˇˇ不出这种情景吗ˇ
未解决的紧张关系
本章开头已经谈到ˇ麦迪逊和其它开国元勋认为ˇ我们的政府形式是依人民中美德的存在而存在的。他们正是希望依靠这种美德去解决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认为ˇ如果没有公民的美德ˇ共和国将会变成派系纷争的是非之地ˇ甚至可能会以集权统治而告终。半个世纪以后ˇ这一思ˇ又在托克维尔强调美国人的习俗“心灵的习性”之重要性的论点中得以重申。即便到了十九世纪末ˇ当权势集团构ˇ和平民主义思ˇ在有关我们社会应取的形态的持续争论中分庭抗礼、各行其道的时候ˇ麦迪逊的思ˇ也是被当作预断条件的。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ˇ在任何社会都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但是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里ˇ以培养公民的美德来缓和这种紧张关系ˇ使之得到控制ˇ正是全体公民、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共同使命。
随着二十世纪的突进ˇ这一贯穿我们大部分历史的至关重要的认识ˇ却开始被人们所淡忘了。由于我们不加思索地使用了自ˇ矛盾的“私人公民”的概念ˇ公民生活的真正含义便在我们的思ˇ中抹掉了。而且ˇ随着里根关于“我们美国人民”就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的断言ˇ加上我们对经济的关心成了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的唯一东西ˇ我们己经沿着一条路ˇ走到了尽头。公民被“经济人”代换了。
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最终并不可能带来自由ˇ因为 ——正如上述关于公共利益的后两种思ˇ所清楚说明的 —— 当经济成了我们共同生活的主要方式时ˇ我们便越来越被诱ˇ把自己交给经理和专家控制的地步。如果社会分裂成有多少个体就有多少种特殊利益的话ˇ那么ˇ正如托克维尔所预言的ˇ剩下的就只有中学校长式的国家来关照我们、阻止我们ˇ互侵吞了。
如果说麦迪逊、托克维尔和德布兹的担心在今天看来变得尤为触目惊心的话ˇ那么ˇ他们的希望或许就可以让我们听得比较入耳了。他们认为ˇ一个自由民族的生存ˇ有赖于一种能获得政治表ˇ的公共美德的复兴。一个自由社会对付自身问题的方式ˇ不仅取决于它的经济和行政力量ˇ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ˇˇ力。因此ˇ政治理ˇ在认识ˇ状、认识变化的可能性方面ˇ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问题在于ˇ我们在后工业、后ˇ代的时代ˇ是否还能重新成为公民、大家一道去争取共同利益呢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