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公民生活
成功和快乐
南加利福尼亚州一位银行经理吉姆ˇ赖查特在回忆自己为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地方分会自愿筹款时说ˇ“那真是一大快事 追求成功的快事。”他把成功和快乐这两个主题一并提出ˇ概括说明他的工作和他对社会的参与已经开始合流。他个人事业很成功ˇ爬上了银行总经理的位置ˇ因此请他作了这次筹资活动的头面人物。这笔基金主要是为社区中人数日益增多ˇ但却无处可以建设性地排遣自己精力的美籍墨西哥青年建造大型娱乐设施用的。
这一次的慈善工作对吉姆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ˇ因为吉姆必须以个人的名义ˇ他所在地区的许多可能成为捐助者的人求助ˇ而他一直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募捐成功增强了吉姆的自信心ˇ但他感到快乐更多是由于他觉得自己对社会无私地做出了真正有价值的贡ˇ。
凡是我们谈话接触到的人ˇ几乎都同意吉姆的看法ˇ认为美好生活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ˇ一是个人事业的成功ˇ二是为社会服务得到的快乐。他们还认为ˇ这二者密不可分ˇ缺一不可。这位加利福尼亚银行家在总结自己满意地度过的生活时说ˇ“我工作一直很卖力ˇ从未辜负过我的雇主ˇ也从未辜负过我的社区。
然而ˇ无论吉姆ˇ赖查特ˇ还是我们访谈过的许多其它人ˇ都一致认为ˇ事业的成功同服务社会的快乐之间美满的结合存在一些ˇ当脆弱的环节。美好生活的这两个要素并不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ˇ而是经常处于冲突状态ˇ随时都有分崩离析的危ˇ。“我的责任心不如以前了”ˇ年近四十的吉姆不无感慨地说。影ˇ他态度的一件事ˇ是老板提出让他重返校园ˇ攻读金融业务硕士学位。“我深感这件事对我的事业举足轻重。我ˇ在是饱食终日ˇ无所用心ˇ快活得很ˇ我的工作ˇ在毫不费劲。学习是不容易的ˇ不过学会了就好了。ˇ在的工作对我已经不再构成挑战ˇ我已经憋到腻了。而ˇ在ˇ如果我拿到金融研究院的学位ˇ下回就该轮到我晋级了。但我ˇ在哪儿都不ˇ去。一走ˇ我在这里干了十一年的工作就泡汤……。不走吧ˇ又怕ˇ在这里ˇ对事业也不利。ˇ来ˇ去ˇ我觉得还是应该走。倒不完全是为了钱ˇ虽然不晋级、不加工资ˇ那滋味也不好受。”
“ 对于从事知识性行业的中产阶级来说ˇ“挪窝”并不是件一劳永逸的事ˇ而是一种时时存在的可能。因此ˇ个人事业发展的压力ˇ经常迫使中产者不得不斩断他们与社会结 下的义务关系。前一章提到的生态活动家玛丽ˇ泰勒ˇ看起来似乎是不受这些压力摆布的。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ˇ 不存在工作同政治活动的冲突ˇ或者说政治就是她的工作。其实ˇ她也避免不了吉姆受到的那种压力。可以ˇ见ˇ她丈夫职业上的沉浮奔波ˇ也会把她社会活动的根基统统拔掉。 个人事业成功的需要ˇ从而成了在为他人服务中发ˇ自己工作的意义的需要的敌人。正是这种体验使吉姆ˇ赖查特痛苦地说ˇ“恐怕我们就要变成一个自私的民族了。我们的脑筋统统用在保证自己总是有钱上了。”工作非但不能把人引入公众之家ˇ反而使人们互ˇ隔膜、彼此疏远。要做一个好的工作者同时又是一个好公民ˇ的确十分困难。
吉姆认为ˇ他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丧失ˇ一方面是因为他必须离开自己生活的社区ˇ去谋求银行里更高级的职务ˇ同时ˇ他认为“政府的过分干预也是一个原因。政府就ˇ一个霸道的母亲ˇ扼杀了人民的全部积极性ˇ什么都要管。你知道ˇ母亲太强、太厉害ˇ孩子们一生受她支配ˇ会是什么样子。孩子们就成为毫无作为听人摆布的人。政府本身也好不到哪里去。”吉姆对工作的体验同他对政府的态度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体验ˇ他所批评的公共生活中的家长式统治和“金钱至上”的压力ˇ他在工作生活中也同样体验到了ˇ并为此不得不放弃对他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责任。
美国人是以个人在开放的市场中自由竞争的输赢论成败的。个人在公平竞争中出人头地者就是成功者。我们访谈过的大多数人强调ˇ他们赢得眼下的生活地位是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ˇ却极少提及家庭和所受教育的作用ˇ以及他们从中产阶级地位上展开事业的先在优势。他们并不是要否认其它人对他们生活成功的贡ˇˇ他们否认的是这些贡ˇ的道德意义ˇ只有在他们能够宣称成功出自自己的努力的时候ˇ才会觉得成功是受之无傀的。
然而ˇ那种不是通过工于算计的竞争ˇ而是通过无偿为他人服务所获得的幸福和快乐ˇ则是与成功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ˇ要真正得到这种快乐ˇ就必须付出个人自愿的努力ˇ去“参与社会事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ˇ造成不幸福的最大祸根之一ˇ就是觉得非自愿地“卷入”——“ˇ入——强制性的社会关系中去了。我们访谈过的人大多认为ˇ只有当他们自愿承担义务而不是被迫承担义务的时候ˇ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快乐ˇ因此ˇ当霍华德ˇ牛顿提到他通过当地的扶轮社帮助镇上的穷人而获得快乐时ˇ他并没有考虑到作为一个美国小镇上的成功商人ˇ出于各种ˇ实考虑ˇ他非得加入某个这种“服务社团”不可。幸福、满足、快乐ˇ只有在个人自由决定加入某个组织ˇ自愿接受它的纪律ˇ参加它的慈善工作的情况下才能实ˇ。个人快乐的获得ˇ必须以个人自觉的努力为基础。
虽然根据这一观点ˇ个人努力是获得成功和快乐的正道ˇ但对这两者的实际追求ˇ却体ˇ了两种不同的个人主义。我们访谈的人中ˇ那些认为世界是由一心追逐成功的个人组成的人ˇ自然会把世界ˇˇ为一个生产者和ˇ费者组成的功利主义的市场体系ˇ买卖双方为了ˇ互的利益在这里交换货物和劳务。然而ˇ他们眼中的快乐ˇ又常常与一个由同类人出于自发的爱心自愿组合的表ˇ主义理ˇ社团联系在一起ˇ一个与其说存在于ˇ实生活中ˇ不如说存在于理ˇ天国里的和睦无争的世界。个人竞争的世界是日常都能体验到的ˇ而和睦无争的世界却只有在人们难得一聚的闪光里才能看见ˇ是人们ˇ互合作ˇ目标ˇ互补充而不是ˇ互抵触的昙花一ˇ的美景(1)。
所以ˇ成功的快乐既ˇ互补充ˇ又ˇ互制约。许多人认为ˇ失其一端ˇ另一端也没有多少意义ˇ而要得其一端ˇ则另一端至少也须有所顾及。自我利益作为个人追求成功的必然产物ˇ必须通过对他人的自发关心来加以制衡。如果得不到这种由关心组成的社会的支持的愉快体验ˇ个人就会觉得难以做出获得成功的努力ˇ即便成功ˇ成功本身也很可能失去光彩ˇ另一方面ˇ如果没有个人应得的成功ˇ个人也无从对自己选定的社会群体做出自愿的贡ˇ。
当然ˇ要在追求个人成功的自我利益和获得社会参与、公共参与的快乐所需的关心之间ˇ努力达成一种平衡的确很不容易。根本问题在于ˇ美国人传统上用来约束和指导他们的强烈冲动的各种观念ˇ今天已不足以指导他们控制追求经济成功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了。其实美国人并不是ˇ近来许多社会批评家所说的那样ˇ失去了昔日的激情。我们访谈过的人几乎都认为、至少在理论上ˇ信ˇ一个自私自利、纯粹追求个人成功的人ˇ是不可能生活得美好、幸福、快乐的。然而ˇ他们思ˇ上认为可以弥补个人追求经济成功不足的慷慨之情ˇ就是自愿参与一些地方性的、小范围的社会活动ˇ诸如家庭、俱乐部或理ˇ化了的社会群体ˇ在这种群体中个人积极性与改善全体利益的ˇ互关系ˇ得益彰。他们很难把这种理ˇ中的景ˇ同影ˇ他们生活的各种大的力量和制度联系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上一章中许多与我交谈的人对工作、家庭、社会和政治等问题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调。许多人言谈之间给人一种感觉ˇ即使他们按照自己最高的理ˇ尽了最大的努力ˇ有时似乎仍然是毫无意义的。
诚然ˇ有些人ˇ特别是社会活动分子ˇ只是偶尔才会觉得自己参与政治和社会运动毫无意义ˇ但另一些人ˇ尤其是专业人员和经理人员ˇ对社会参与徒劳无功自有一套明确的看法。一般来说ˇ人们并非把“参与”看作一种无意义的道德行为。问题出在政治领城。对我访谈中接触过的许多人来说ˇ政治的道德名声不佳ˇ仿佛自愿参于只有不涉足竞选和担任公职、不参加有组织的谈判活动的领域ˇ才是值得称道和卓有成效的。公共参与和公共义务只要超出本地区事务的范围ˇ他们就持否定态度。
政治的三种类型
政治和公民生活ˇ如同美国人道德语言中的关键概念ˇ具有多种不同的含义ˇ而且每种含义之间不无矛盾之处。在我们访谈的过程中ˇ至少出ˇ了三种界ˇ分明的政治认识以及与之ˇ应的公民生活认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ˇ这几种不同的认识既是方ˇ性的ˇ也是解释性的。其中一两种认识ˇ有些人明确意识到了ˇ而有些人只是在生活中表ˇ出这种认识。虽然这三种认识泾渭分明ˇ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是三者同时包容的。
第一种认识认为ˇ政治是一种执行社会群体经过面对面的自由讨论后达成的道德协商一致的事务。达成这种协商一致的过程ˇ正是美国式民主的核心意义之一。这种认识把所谓争而不怨的个人主义理ˇ化了。公民生活ˇ实际上就等于“参与”邻人的生活ˇ造福全社区的利益。一般说来ˇ美国人并不把这一过程视为“政治”。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把这种认识视为一种政治形式的话ˇ那便是当年托克维尔推崇不已、奉为典范的传奇式的新英格兰自治ˇ镇社会了。我们把这第一种类型称为“社区政治”。
第二种认识与一致性社会的形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认为ˇ政治是根据商定的中立规则对不同利益的追求。这是一个利益ˇ同者结成联盟ˇ利益不同者发生冲突ˇ以及作为调解人和中间人的、自有其利益可图的职业政治家的世界。我们把这第二种类型叫作“利益政治”。有些政治学家对此十分推崇ˇ誉为“多元政治”。但一般美国人对利益政治的看法都很ˇ极。利益集团政治通常被视为一个五花八门的大社会里的一种必需的邪恶ˇ勉强够得上次于协商民主政治的第二种较好的政治形式。
人们是出于功利目的ˇ为争取满足自己或自己集团的需要或欲望ˇ才涉足利益政治的ˇ而不是那种同自己感到亲近的人的自发的参与。在访谈中ˇ许多把政治视为利益集团政治的人认为ˇ政治在道德上并不完全正当。这就是政治蒙在美国生活中形ˇ低劣的原因。政治比起市场ˇ个弃儿。因为市场的正当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ˇ即它能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公正地给个人带来报偿。而地方、州和联邦各级的谈判政治ˇ虽然也具有市场的功利态度ˇ但通常表ˇ为集团之间在力量、影ˇ和道德水平明ˇ悬殊的不平等竞争。此外ˇ利益集团政治的范围除涉及利益本身的冲突和妥协外ˇ不涉及任何其它问题的讨论。利益集团政治的日常活动由职业从政者实施ˇ它奖励各种党朋关系ˇ扶强抑弱ˇ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ˇ所以被看作是对真正的个人主义和公平原则的玷污。
对于个人来说ˇ与第二种政治认识ˇ应的公民生活比起社区一致理ˇ下的公民生活ˇˇ然就要困难和不协调得多了。它意味着踏进了一个复杂的、职业化然而又是高度个人化的、明争暗斗、结党营私、讨价还价的领域。它要求同其它一致性社会群体的人打交道。对大多数人来说ˇ它缺乏日常参与的直接性ˇ除非遇到了利害攸关的紧急情况。人们一般认为ˇ通过投票支持候选人ˇ就是这种政治的典型表ˇ——即对政治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态度。
然而ˇ从传统上看ˇ尽管存在着利益上既冲突又交叉的错综复杂的局面ˇ但美国人仍然能够通过他们的立法人员和选出的官员ˇ从地域的、阶级的、宗教的、种族的和性别的各种互不衔接的利益当中ˇ找到他们足够的共同利益ˇ去组织和调节如此庞大一个工业社会的各ˇ事务。实ˇ这一任务的主要工具ˇ一直是全国性的政党。这种政党与其说是ˇ欧洲那种意识形态的政党ˇ不如说是一种利益的联盟ˇ它的领袖若能灵活施展利益集团经纪人的手段ˇ便成了当然的总统候选人。然而ˇ如果政党候选人——他本人就是职业政治家——正式当选ˇ他在公众心目中便至少部分地变成了另外一种形ˇˇ总统ˇ一跃而成为国家团结的ˇ征和民族一统的有力组织者。在某种程度上ˇ美国参议院和联邦最高法院的成员ˇ也同样起着这种超越派别而作为国家秩序和意志的代表的作用ˇ是人人尊敬的ˇ法的人格化体ˇ。
这就出ˇ了我们称之为“国家政治”的第三种认识。在这里ˇ政治升华为从事国务活动ˇ国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压倒了具体的利益纠葛。如果说社区政治被看成是“自然”参与的领域、利益集团政治是半正当的讨价还价的领域ˇ那么ˇ国家政治便是依据法律公正治国的领城ˇ最重要的是ˇ它是联合人民求同存异ˇ一致行动ˇ实施“领导”的领域。如果说第二种认识上的政治是一门“力争可能的艺术”ˇ那么ˇ国家政治有时就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即“国家意志”的语言来表达。
虽然过去二十多年来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日益遭到破坏ˇ但美国人仍然表ˇ出比大多数其它工业社会大得多的爱国主义热忱 。(2)这段时期ˇ不与任何党派结盟的“独立”选民人数不断增加ˇ说明掺入了党派之争的利益政治比国家政治遭到了更大程度的“正义性危机”。(3)第三种政治下的公民生活比起前俩种来ˇ与其说是一种日常的生活实践ˇ不如说更多地具有ˇ征的意义。在形形色色的公共仪式中ˇ在对外关系中ˇ尤其是在战争中ˇ隶属于一个活的国民社会的归属感ˇ无疑给人生的意义染上了ˇ应的色彩。
国家政治给于大多数公民的形ˇ是积极的。它的正义性是透过第一类政治来作诉求ˇ即邻里社会协商一致的感召力而回避功利主义利益之争的ˇ实ˇ来获得实ˇ的。但是ˇ即便在第一类政治即社区政治的ˇ实情况中ˇ如地方教育委员会面临关于课程内容的不同意见ˇ或省镇委会必须决定是否允许别人来本镇发展等问题时ˇ正ˇ萨福克的居民不愉快地认识到的那样ˇ利益集团政治就冒出来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ˇ就连地方官员也难免遭到“玩弄政治”的指责ˇ即指责他们的行动是从利益集团出发而不是从协商一致的原则出发的。有些集团似乎特别善于影ˇ各种委员会、官员和立法机构的决策ˇ所以通常被叫作“特殊利益集团”。也许这样叫有它的道理ˇ但这一惯用说法却把“利益集团”或“利益集团政治”的概念完全丑化了。确切说ˇ一个反对派人士可以用来打击总统一类国家政治人物的最有攻击性的话ˇ就是说他玩弄不折不扣的“党派政治”ˇ这就是说被指责的一方是在利用公职权力增进本党利益ˇ而不是正义地“超越政治”ˇ去谋求全社会的利益。
然而ˇ每过一段时期ˇ总会有总统被认为是超越了政治、代表着国民社会意识的人物。富兰克林ˇ罗斯福这个联合政治的能手ˇ就在对付大ˇ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挑战的过程中ˇ杰出地体ˇ了这种国家意志感。正是这种社区一致性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观念ˇ帮助我们理解了美国人在纳税和服役问题上表ˇ出来的普遍意愿。同时ˇ也正是对国家政治的这一认识ˇ解释了为什么力主建立新的公共道德水平的社会运动会在美国层出不穷的道理。从废除黑奴制到民权运动再到反对“越战”这样一些大的社会运动ˇ它们召唤的都是同一种意识ˇ即正义和共同利益可以在国家一致性的高度上得到实ˇˇ而且做得成绩裴然。但是ˇ如果社会运动在人们眼中变成了特定派别的抗争运动 如民权运动之蜕变为“黑人权力”运动ˇ它们便很快失去了道德的锋刃。于是我们就又回到利益集团政治这个半正当的领城去了。
美国政治一分为三的局面确乎呈规出一种矛盾ˇˇˇ在一个极力推崇多样化和“多元主义”的个人主义文化中ˇ倍受青睬的恰恰是协商一致ˇ而遭人白眼的却是利益集团冲突。在使我们ˇ入分化的各种ˇ实差别中ˇˇ然存在着某种令人不安并且难以捉摸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造成这种情况的缘由。
政治和个人主义文化
我们在第五章已经看到ˇ持心理治疗ˇ的人认为ˇ“价值”不同的人之间展开讨论ˇ往往是毫无效果的。既然道德观念被视为仅仅是主观选择的结果ˇ那么除了压制和操纵而外ˇ就没有任何其它可资区分优劣的手段了。即便是不赞同心理治疗观的人ˇ他们也只ˇ信那些为ˇ互利益明确谈判达成的或者发自个人内心价值的责任和协议ˇ别的都不信。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ˇ与其说政治是不可能的ˇ不如说它的范围受到很大的ˇ制。人们担心的是ˇ当所涉利益不一致因而也几乎无从裁夺的时候ˇ利益集团政治必然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压制或欺诈。这就可能导致这样一个结论ˇ即只有第一类社会协商一致的政治ˇ才是道义上正当的和值得参与的政治。作为第三种政治形式的国家政治ˇ如果它能够被人们从理ˇ化了的社区一致政治的角度加以认识ˇ它的某些特性也可以被看作是正当的。但第二种类型的政治则意味着“价值”和生活方式大ˇ径庭的各种集团之间的冲突ˇ既然个人主义文化不能提供讨论和评价各种价值私生活方式孰优孰劣的方法ˇ那么ˇ严格遵守程序规则基础上的普遍宽容ˇ便是所能指望的最好东西了。然而ˇ宽容尽管是一种美德ˇ但它却不足以处理好一个复杂社会中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和ˇ互依存的关系。
个人主义的政治构ˇ所不能解释的东西ˇ乃是冲突着的利益自身的根源。它没有从普遍意义上解释为什么地区之间、职业集团之间、种族之间、宗教集团之间以及性别之间会发生歧异的利益ˇ也没有解释这些不同利益为什么会在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互ˇ争夺ˇ以实ˇ自己的意志。利益集团政治ˇ似乎成了脱离了利益根源的流水。歧异性只要能够被解释为个人动因的结果ˇ它就可以在道德上成立。因此ˇ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ˇ自由个人主义对自由市场的理ˇ化ˇ便是可以理解的了ˇ因为在理论上ˇ每个人经济地位的高低应该是与他或她在开放市场中进行竞争努力的大小ˇ一致的。
许多美国人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运作情况的认识程度ˇ受到了他们解释人类ˇ互作用的主要道德语言的能力的ˇ制。个人主义造成的这一局ˇ是很清楚的ˇ凡是超出个人选择和个人意志范围之外的事件ˇ都无法从整体一致的角度对它们作出道德判断。而这又意味着ˇ互依存的美国政治经济的运作方式——个人正是通过这种运作方式获得或者被分派到他们各自在社会上的ˇ对地位和ˇ对权力的——在很大程度上ˇ甚至它的绝大部分ˇ都无法从整体一致的道德意义上为人们所认识。它还进一步说明ˇ为什么许多个人为了尽量缩小“认识上的差异”ˇ往往不去触及这个自称为道德平等的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特权和声望方面的种种不平等的ˇˇ了。
由于缺乏有意义地处理作为我们社会特征的大规模组织结构和制度结构的能力ˇ与我们交谈的许多人便只好转ˇ小的ˇ镇社会ˇ不仅把它作为一种理ˇˇ而且把ˇ镇社会看作是摆脱ˇ实政治困难的一条出路来加以推崇。人们无论政治观点如何ˇ都普遍怀有对ˇ镇社会的缅怀情绪ˇ并经常在政治讨论中拿它作为理ˇ形ˇ大加标榜。许多投票推举共和党的人之所以希望“甩掉政府这个包袱”ˇ其主要原因在于ˇ如果“大政府”能够缩小ˇ并减少对个人生活的干预ˇ过去那种人际关系密切的社会中健康的自愿参与方式就有可能得到恢复ˇ再次成为我们政治生活的最突出的方式。而那些主张“分散化”和“公民参与”的左翼人士ˇ他们提出这些口号大致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对萨福克镇的长老霍华德ˇ牛顿来说ˇ“小镇社会”的理ˇ尽管已经变得淡漠了ˇ但它仍然活着ˇ并且仍然需要得到保护。他说ˇ社会生活的道德习俗ˇ不仅应该培养人们谋求自尊和工作上一定程度的成功的强烈欲望ˇ而且应该培养他们关心他人ˇ对他人具有热忱的强烈意识ˇ他这番话ˇˇ必不仅代表了同他一样的小商人的愿望ˇ同时也道出了许多其它美国人的共同心声。中产阶级——以至全体美国人——普遍认为ˇ人通过工作可以获得自尊ˇ以及至少部分地支配自己环境的能力。根据这一认识ˇ对他人的热忱就是“助人使其自助”。然而ˇ霍华德ˇ牛顿式的小镇理ˇ具有两个弱点。一是已如我们所见ˇ它无法解释作为他本人生计所系的克赖斯勒公司为什么会摇摇欲坠的原因ˇ而只能把公司的失败归咎为公司雇员缺乏小镇美德的缘故。此外ˇ他不仅缺乏认识我国政治经济盛衰规律的思ˇ资源ˇ而且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美国人不ˇ他那样满足于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的统一ˇ并且把这种统一看作是给人生带来意义和实ˇ的东西。(4)具体说到克赖斯勒公司的例子ˇ只能把其它人的ˇ对失败解释为缺乏自律和工作不够卖力的结果ˇ因为影ˇ个人成败的结构性因素对他来说仍然是不明不白的。
而对于麦克ˇ康利这样一类公民意识较强的人来说ˇ由于他们缺乏霍华德那种永恒的安全感和自信心ˇ他们眼中的小镇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继续生存ˇ就变得愈发朝不保夕了ˇ或者换个角度说ˇ就变得愈发难能可贵了。在麦克看来ˇ小镇里的人都是些克勤克俭、廉洁奉公的人ˇ都是些“同舟共济”的人ˇ他们互ˇ关心ˇ互ˇ照顾ˇ一起过着正正派派的生活。他认为ˇ小镇作为一种美好社会面继续生存下去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ˇ一是从未学会自我节制的穷人ˇ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性同类的自私自利的权势者。麦克还认为ˇ小镇理ˇ并没有提供有关大的社会的思ˇ资源ˇ以及他所说的威胁着小镇生存的两股力量的思ˇ资源ˇ有的只是与认识大规模的结构和制度毫无共通之处的充满个人主观色彩和道德色彩的辞令。
然而ˇ即便对于艾琳诺ˇ玛克琳这样一个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拥有大学公共管理学位、对国家社会和国民经济的认识要比霍华德和麦克深得多的人ˇ她对理ˇ化了的小镇的怀念情绪也是非常强烈的。她希望萨福克重新变成一个旧式的新英格兰小镇ˇ在这里ˇ人们本着“旧式的爱国主义价值”和睦ˇ处ˇ共同劳作。然而ˇ她思ˇ上的价值ˇ并不是那种由某个宗教信仰或政治理ˇ一统天下的刻板的小镇价值。她对过去的这些方面是视而不见的ˇ而一味瞩目于她所假定的(这一假定与许多史实ˇ抵触)在这种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温馨友爱的关系。她把新英格兰的传统小镇ˇ看成了中产阶级专业人员中普遍存在的那种范围广泛、关系松散的友情网络的缩影。她理ˇ中的小镇将由一批自愿选择的朋友组成ˇ这些人虽在许多方面各个不同ˇ但却具有共同的利益或生活体验ˇ而这种ˇ互之间的共鸣ˇ则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广泛对话、ˇ互理解、ˇ互赏识达成的结果。艾琳诺跟霍华德和麦克不同ˇ她对阻碍着今天许多美国人获得她在生活中的地位ˇ或者阻止人们在她的理ˇ小镇中以身试法ˇ充当一个公民的阶级的和种族的结构性因素ˇ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然而ˇ她对大的问题的解决办法ˇ以它自己的方式ˇ同霍华德和麦克的方法一样仍然是个人主义的ˇ有局ˇ的。她主张集中力量为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提供教育ˇ并保护他们的个人权利。这样ˇ他们就会逐步踏人中产阶级的行列ˇ变得跟她本人一样ˇ从而就具备了成为她的理ˇ小镇中的成员的资格。
此外ˇ她也未能阐明ˇ美国的职业活动分子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争取经济民主运动认为需要对人的社会进行制度上的变革ˇ而我们可以从第一章的访问记中看到ˇ韦恩ˇ鲍尔却远远没有确立这样一个大的观点。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组织住户的工作上ˇ而且基本上是在帮助别人ˇ如美籍墨西哥人成为能够对付房东和政府程序的自主的、有效的政治个体。因此ˇ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ˇ他传授中产阶级的技能。与他属于同一团体的西西利亚ˇ道尔蒂ˇ虽然视野开阔ˇ却说她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圣莫尼卡建立和维持一个更好的社会。”对于韦恩和西西利亚两人来说ˇ他们的政治责任心都是产生于当地社区的有形存在。而他们有关自主个体自愿结合的社会观ˇ同上述其它几个人的观点升无本质上的不同。
由此看来ˇ美国人最乐意接受的ˇ似乎是自主的然而本质上却是ˇ同的个体组成的一致性社会意义上的政治观ˇ而且正是这样一种政治观ˇ成了他们根除肘弊的思ˇ寄托。美国人虽然口头上大谈尊重文化的差异ˇ却似乎缺乏处理好文化上、社会上和经济上各不ˇ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的思ˇ资源。墨西哥的一个诗人奥克托维欧ˇ佩斯曾经从完全不同的文化角度写道ˇ等级社会较之平等社会ˇ往往更加善于把不同文化的集团纳入共同的道德秩序ˇ因为等级社会能够接受并给于不同水平或程度的财富或权力以不同的道德意义。(5)有些阶层既穷且弱ˇ但所有的人都被包容在一个共同的社会机体中ˇ其中强者富者ˇ则负有关照其它人的特殊责任。当然ˇ这一观点经常用来粉饰剥ˇ和压迫。不过个人主义社会激迸的平等主义也有其自身的问题ˇ因为这种社会实际上是由清一色的自主中产阶级个体构成的ˇ那些无论因何种原因无法达到正式成员资格的人ˇ则被以等级制社会所闻所未闻的方式抛在一边了。甚至连存在这样一些不够资格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人ˇ也被看作是异常的ˇˇ。按理是不应该存在这种阶层的。这种人的存在肯定是有人错了ˇ要么是他们自身的错误 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本身有缺ˇˇ没有“工作至上意识”ˇ要么错在别人身上ˇ也许是家庭制度有问题。经济或政治的上层压制了他们ˇ不让他们充分地参与。无论我们接受什么样的解释ˇ都很难给予本质上被看成是不正当的差异ˇˇ及道德上的意义。
如果说个人主义文化难以包容真正的文化或社会差异ˇ那么它在接纳大的、非个人的组织和制度方面ˇ困难就更大了。政治家总是试图将复杂的问题个人化、道德化。新闻媒体则往往热衷于政治家的个人ˇ力以及政治家之间的戏剧性冲突ˇ而不大关心他们对政治问题的立场。要认识复杂的ˇ代社会的确很不容易ˇ尤其当我们不能把ˇ代社会的问题同直接的生活经验挂上钩时ˇ就更加困难了。
无形的复杂状况
本世纪社会科学的巨大发展ˇ特别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异军突起ˇ确证了人们试图认识ˇ代社会关系的复杂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ˇ无论社会科学取得了多大的成就ˇ它基本上仍是“专家”的领地ˇ我们访谈过的美国人在综合把握社会全貌ˇ以及在解释他们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ˇ仍存在很大的困难。我们把这种情况ˇ叫作无形的复杂状况。如上所述ˇ既然我们缺乏从道德意义上解释不同集团之间重大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差异的方式ˇ我们也就缺乏评价这些集团提出的不同要求的手段。既然不知道如何去评价利益ˇ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只能是一筹莫展了。为了弥补这个道德真空ˇ有人试图把集团要求和集团利益要求化为个人权利的语言ˇ因为这种语言在我们这个占统治地位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里很容易讲得通。但是ˇ如果大量的个人、集团或某些类别的个人ˇ近几年那样ˇ坚持说他们有权ˇ受某些利益、援助或优先照顾时ˇ这样的要求便往往不再被人们看作是公正与否的事情来加以接受ˇ而是开始当作纯粹的ˇ互竞争的欲望来对待了。既然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无从对人的欲望作出评价ˇ政治斗争的结果便只能从力量的角度加以解释。欲望能否得到满足ˇ不是看它正当与否ˇ而是根据欲望者的力量大小来决定。难以胜数的要求甚至会开始威胁到个人权利的逻辑的正义性ˇ而个人权利的逻辑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提出道德上正当的要求的极少的几个基础之一。因此ˇ确立一种由有广泛差异但却ˇ互依存的群体构成的总体社会的观念ˇ或许可以产生出能够对冲突的欲望和利益进行裁决的共同利益的语言ˇ从而减缓对早已力竭技穷的个人权利逻辑的压力。然而ˇ这一观念的确立ˇ需要充分认识美国社会无形的复杂状况ˇ而美国人一般都是不愿意涉足于此的。
前面已经讲过ˇ社会作为大致平等的竞争的市场的形ˇˇ是解决对大的社会的认识问题的一种有吸引力的办法ˇ也是对一致性自愿社会的道德平衡的一个补充。但是ˇ尽管这一形ˇ继续具有广泛的感召力ˇ大多数美国人却知道ˇ它远远没有描绘出社会的实际情况。多数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ˇ有些事情是不符合市场模式的ˇ如大公司对某些市场部门的全面支配ˇ通过广告影ˇˇ费者选择的巨大努力ˇ政府对农业等部门的补贴计划ˇ政府不按可靠的费用计算签定国防工业合同ˇ强化、扩展对金融、生产和ˇ售实行集中控制的技术发展ˇ等等。
长期以来ˇ美国人对这些事实的一个反应ˇ就是怀疑一切有足够力量摆脱自由市场运作方式的集团。二十年来ˇ公众不仅对庞大的政府越来越不信任ˇ而且对庞大的企业和庞大的工会也越来越不信任了。(6)这些集团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ˇ以这样那样的方式ˇ“太过分”地干预了市场机制。与此同时ˇ许多美国人也意识到ˇ大规模的组织——不管多么令人厌恶—— 是二十世纪后期社会ˇ实的一部分ˇ放弃信任、解散工会、撤ˇ政府管理部门ˇ并不是真正的好事。这一认识使窘境更窘了ˇ而且使许多人认为ˇ只有有效的“领导”ˇ加上专门技术知识的辅佐ˇ才能解决无形的复杂状况中的各种问题。
公民生活和合理的专业精神
我们己经讲到ˇ假如无形的复杂状况的增长促成了一些试图认识它的专门职业的出ˇˇ那么它也促成了对这一复杂状况实施管理的专门职业的产生ˇ如行政官员、经理人员ˇ以及各种各样的技术专家和应用科学家等等。十九世纪初叶以来ˇ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的出ˇˇ无论对于寄有希望还是怀有畏惧的人来说ˇ都意味着重大政治变革的到来ˇ要么ˇ它会导致一种新型政治的产生ˇ要么ˇ它会引起开明治理完全取代政治的局面。圣西门和孔德曾经希望ˇ一个由经理人员和科学家指导的社会ˇ会比一个被利益冲突搞得七零八落的社会效率高、有人情味、更加和谐。托克维勿则率先发出警告ˇ说这条出路可以是十分危ˇ的。
托克维尔认为ˇ“管理专制主义”ˇ或者按他时而不无矛盾的叫法ˇ“民主专制主义”的掘起ˇ可能是ˇ代社会丧失其自由的一种方式。他把管理专制主义定义为一种“有秩序的、温和的、平稳的奴役ˇ它……可能比某些人的ˇˇ更容易具有某些自由的外貌……ˇ并有可能在人民主权的幌于下确立它自己的地位。”托克维尔担心ˇ大规模政府固有的集中化倾ˇˇ和大规模工业的出ˇˇ将会导致管理专制主义ˇ特别是在公民们为了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而ˇ入分裂状况时ˇ这种危ˇ尤其ˇ着。他强调了这种专制主义形式的ˇ对仁慈性。这种政府形式是凌驾于它的公民之上的、“一般专门负责保障公民的幸福、关怀公民的命运的巨大的保护力量”。这种政府“并不践踏人们的意志ˇ而是软化、驯服和引导人们的意志ˇ不强迫人们行动ˇ但时常阻碍人们行动ˇ它不破坏什么ˇ而是阻止新生事物ˇ它不实行暴政ˇ但从事阻碍、ˇ制、ˇ弱、窒息或愚弄的勾当”。托克维尔写道ˇ“我不认为他们的领导人会是一些暴君ˇ我看他们更ˇ一群中学校长”。这个制度也不会废除选举ˇ“在这一制度下ˇ公民们刚刚从从属状态下挣脱出来ˇ松了口气ˇ马上又去选择了新的主人ˇ重新扎回从属状态中去了。”(7)
虽然ˇ托克维尔明确表示的担心许多美国人也朦胧意识到了ˇ但我们仍应记住ˇ托克维尔所描绘的他那个时代美国的小规模和分散化的状态ˇ实际上ˇ当完好地持续到了二十世纪。那些早期支持由职业行政官员掌理国家计划的人ˇ主要是试图以此整顿虚弱的中央政府管理下发展起来的迅速正业化和都市化造成的混乱局面。这些人是大的新教主义者ˇ也就是二十世纪初叶主要由中产阶级和新教徒改良主义者组成的所谓进步党人。他们面对阶级冲突、移民间题造成的紧张局势和公司化工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动乱ˇ试图通过“善政”改良便利益冲突降温ˇ从而建立起富有人情味的公共生活。他们试图藉助专门技术知识ˇ抹掉利益集团政治的棱角ˇ使其浑然溶入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之中。
计划理ˇ在“新政”时期得到了一次大的推动。当时ˇ另一个训练有素的专家组成的集体主义意识较强的集团ˇ企图通过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全国性行政国家ˇ来拯救已经ˇ入混乱、濒临灭亡的公司经济。这个行政国家将第一次承担责任ˇ大规模地在经济生活中实ˇ一定程度的秩序和同情ˇ但这一努力只是部分地获得了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ˇ无论是进步党人还是“新政”推行者ˇ他们都ˇ当程度地使用了公民的或宗教的“第二伦理语系”ˇ都希望通过使政治合理化来增进民主的公民生活的可能性。但是ˇ他们都从未构ˇ出一种能够使他们的努力在公共利益的道德语言中获得正当地位ˇ并能找到一种替代个人主义文化的他种文化的国家政策理ˇ。后来主张中央集权的人ˇ则选择了一种声势较小的战略ˇ声言他们的责任仅仅在于执行公众的使命ˇ这个战略也不是没有其自身的危ˇ的。
中央集权ˇ在己经成为美国生活的组成部分ˇ无疑在可以望及的将来仍会保留这种形式。对许多教育水平极高的专业人员来说ˇ这种形式不仅是应该的ˇ而且是必然的。这些人的社会体验主要不是地方性的ˇ他们的公民意识也不与某个城市或ˇ镇ˇ关联。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兼容并蓄、视野辽阔的世界观ˇ是高等教育的产物ˇ并与那些时常在地理上ˇ距遥远。但训练ˇ同、技能ˇ同的人ˇ或者朋友圈子里趣味ˇ投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公共生活与公司和政府世界的优先目标紧密ˇ连ˇˇ他们必须在这里使出全部的专门知识。去认准、协调各种ˇ互冲突的目标ˇ在个人生活方面ˇ他们接触的则主要是一些工作和收入容许他们在ˇ费和闲暇等个人事务方面作出大量个人选择的人。看来ˇ把专家们精心筹划的解决方案ˇ实施于一种由于迁徒自由而养成的宽容气氛中ˇ这确乎是使人人都生活得好些的一条自然的路径。
在美国社会的上层ˇ普遍存在一种被架空了的专业精神ˇ因为在夺取优胜的斗争中ˇ分离主义行为似乎常常击败承诺性责任行为。这里的危ˇ在于ˇ这些专业经理和职业专家ˇ很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变成托克维尔所说的那种管理专制主义下面目和蔼的“中学校长”。表面上ˇˇ甚至在他们自己眼中ˇ他们是在对大张旗鼓的公民选举集中表ˇ出来的公众。需要“作出反应ˇ但实际上ˇ他们随时都准备插手管理广大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只要他们的工作效率能够得到足够的“报偿”ˇ他们就无须去考虑社会上财富和权力的巨大悬殊ˇ也无须去考虑文化积淀体培养道德个性和公民意识的努力。这种专业观往往认为ˇ用工作中功利主义的效率去换取生活方式圈子中个人表ˇ的自由ˇ是划得来的。由此产生的政策也就变成了自圆其说的预言。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ˇ许多如果亲耳听到托克维尔如何描述管理专制主义一定会吓得缩回去的美国人ˇ却恰恰生活在这种专制制度之下ˇ还满心以为自己是在为“自由社会”尽力哩。对托克维尔来说ˇ以公共专制为代价的私人自由ˇ归根结蒂根本就不是自由。因此ˇ为了保护我们自己、抵制美国社会中已经得到ˇ当发展的这种专制主义ˇ第一步就是要分析和批判那些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东西。然而ˇ下一个步骤则不应是“甩掉庞大的政府这个包袱”ˇ或者“经济分散化”这种机械式的反应ˇ因为这两种情况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必须按照托克维尔的观点ˇ加强各种社团和运动ˇ并通过它们影ˇ和制约政府的权力ˇ从而形成一种能够生气勃勃地与管理专制主义倾ˇ分庭抗礼的政治局面 (本章最后一部分还要讨论这一策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大政府”看作敌人。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ˇ减政府的权力ˇ分散它的权威ˇ应该恰如其分ˇ适可而止。但是ˇ如果公民在社团和运动中的有效权力要得到保障ˇ就必须改造集权化政府本身的精神。
改造国家的过程无论多么复杂ˇ都应该集中精力将公民意识输入到政府自身的运作当中去。这种精神今天并非完全没有ˇ但它一方面受到对政府和政治的怀疑情绪的ˇ弱ˇ另一方面则被非个人化的有效治理ˇ念所束缚了。为了ˇ制管理专制主义的危ˇˇ我们必须提高政府的威望ˇ而不是去贬毁它。(8)这种威望应当以实质性责任为基础ˇ而不应以形式上的效率为基础。我们应该讨论政府的积极的宗旨和目标ˇ看看哪一种类型的政府最适合于实ˇ我们的公民理ˇ。此外ˇ我们还需要重新划定专业精神的道德意义ˇ不仅从技能的角度去看待它ˇ而且从专业人员对复杂的社会生活作出道德贡ˇ的角度去衡量它。我们无疑可以从进步党人和早期的“新政”思ˇ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ˇ他们推崇的专业精神始终含有天职的伦理成份。把科学管理的政府观ˇ变成道德义务和道德关系的中心的政府观ˇ这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
无论这会使我们多么不自在ˇ但生活在ˇ代世界中的所有的人只有ˇ互依存ˇ才能在经济上存活下去ˇ才能避免核毁灭。这种脆弱的依存关系正是通过不会ˇ失的强大政府来进行调节的。要么ˇ我们使政府人道化ˇ要么ˇ政府就会对我们施以暴政。ˇ在ˇ公民们一起行动起来ˇ共同决定我们是要管理专制主义呢ˇ还是建立一个负责任、顺民情的国家机器ˇˇ在决定ˇ仍然是可能的。
公民生活的几种形式
托克维尔在其对能够控制和ˇ制管理专制主义趋势的社会力量的不懈寻求中ˇ对任何能够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弥合个人和国家之间的鸿沟的东西ˇˇ如家庭、宗教机构和各种社团ˇˇ 都很感兴趣。他认为这些东西一方面可以调和个人抱负的隔绝性倾ˇˇ另一方面则可以ˇ制政府的专制主义癖性。本书对这些中介性团体已经谈了很多。我们特别谈到了那些能够引起深刻的和持久的责任意识的社会群体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积淀共同体ˇ下一章讨论宗教时还将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我们也ˇ细介绍了地方社会以及它们组织人们参加集体活动的方式。我们还提到了作为公民生活焦点的自愿性社团的重要性。充满活力的公民生活ˇ靠的是老的团体和制度ˇ包括从家庭到政党的一切形式ˇ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新的组织、运动和联盟。在美国ˇ社会运动作为公民生活的一种形式ˇ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在国家困难时期ˇ当事物的ˇ有秩序ˇ示出无法承受对它的挑战时ˇ美国人往往会努力去寻求新的社会生活理ˇ。然而ˇ新的理ˇ的出ˇˇ通常与许多欧洲国家不同ˇ它不是通过政党ˇ而是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展ˇ的。社会运动在美国源远流长ˇ可以一直追溯到鼓动独立的年代。它作为政治参与和公民生活的一种表ˇ形式ˇ主要是在市场的私人力量和政府的公共力量之间不确定的中间区域展开ˇ动。美国的社会运动是多种多样的ˇ从废奴到禁酒ˇ从组织劳工到鼓吹民权ˇ不一而足。这些运动一般最初在ˇ对来说无组织的公众领域发韧ˇ形成见解ˇ并通常得到教会和其它老的团体的领导和支持。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时常会导致新的公共制度的建立ˇ有时甚至会大力改变国民生活的进程。
考虑到目前美国面临的种种困难ˇ社会运动史上有一条ˇ索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条ˇ索也许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曾经有过ˇ或者可能会发ˇ的唯一的一条不同于当代工商界领袖或技术专家统治的道路。这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秩序掘起时代应运而生的民主改革的传统。这一改革冲动在本世纪初的大转折时期ˇ以各种具体的表ˇ形式喧腾了起来。这些民主改革运动的动力ˇ来自一种本质上ˇ似的政治认识。它激励了美国中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的农村平民党运动ˇ煽起了东部产业工人和西部劳工的社会主义热忱ˇ影ˇ了进步党的某些方面ˇ并于三十年代促成了产业工会的蓬勃发展。这些运动既不信任摧毁了独立公民制基础的巨大的私人权力ˇ也不信任不受大众控制的政府ˇ它们试图动用各级政府的力量ˇ在新技术及其创造的财富上注入公共责任的因素ˇ把杰裴逊传统的共和主义民主公民制度在二十世纪的条件下加以改造运用。(9)当然ˇ在政治上ˇ这些运动除了ˇ制(经常是脆弱地)私人权力的传统之外ˇ其它一无所成。但是它们留下了ˇ当可观的经验遗产ˇ大量的ˇ征和运动组织者的典范形ˇ。
这些早期民主改革运动的政治遗产ˇ在本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ˇ又得到了复兴。争取民权的斗争同早期运动一样ˇ绝不仅仅是某个特别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在马丁ˇ路德ˇ金的领导下ˇ它援用《圣经》和共和主义的主要思ˇˇ强调不仅在国内一级ˇ而且在国际一级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实ˇ充分的公民生活ˇ明确旨在扩大和加强国民社会中有效的公民参与。这场运动来势凶猛ˇ力量很大ˇ尤其在青年的大学生当中激起了争取社会各方面改革的广泛的政治行动。
民权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浪潮的冲击ˇ至今没有完全ˇ逝。随着六十年代意识形态和政治骚乱的趋于平静ˇ七十年代又目睹了旨在推动地方一级民主改革的新型政治活动的发展ˇ而在许多情况下ˇ这些活动又都是由六十年代动乱中成长的一批活动分子鼓动起来的。然而ˇ当代的运动大多以地方为中心ˇ而且地理上很分散ˇ不ˇ早期抱有类似宗旨的运动的典型做法ˇ把地方的事和全国的事广泛联系起来。(10) 尽管如此ˇ当代运动仍然可为我们提供一些如何在国家一级恢复民主的公民生活的可资借鉴的范例。如果从试验的角度看ˇ加利福尼亚的争取经济民主运动和宾夕法尼亚的公民价值研究所的成员们的努力ˇ说明发展能够增进有效的公共利益意识的制度、习惯和认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公民运动ˇ一个事例
我俩在与韦恩ˇ鲍尔和西西利亚ˇ道尔蒂的交谈中已经看到ˇ争取经济民主运动是如何试图把组织当地住户解决房租的具体问题ˇ同实ˇ公民意识控制经济的大理ˇ结合起来的。在费城ˇ公民价值研究所从1973年以来一直试图对同样一些问题找到有效的和切实可行的答案ˇ但它的关注点不在控制租金上ˇ而是着眼于重建不景气地区的经济生活ˇ同时也提出了同样一些大的问题。这两个团体都试图以我们的第一种政治和第三种政治即社区政治和国家政治的积极观念为依据ˇ在第二种政治即利益政治中培养明确的ˇ负责的公民意识。但它们都发ˇˇ这决不是一ˇ轻而易举的工作。
公民价值研究所与争取经济民主运动不同的是ˇ它在地方上进行组织和政治教育的努力ˇ是以明确的《圣经》和共和主义公民生活传统为依据的。它纲领所主张的公正观ˇ不仅是程序性的ˇ而且具有实质性内容。突出的一点是ˇ它还从教会和工会以及其它一些老的社会团体方面汲取领导和支持。
爱德华ˇ施瓦茨十年来一直是公民价值研究所的有力的领导人ˇ也是他称之为“公民教育”运动的全国性倡导者。1983年秋ˇ他被选为费城市政厅的无职委员。施瓦茨认为ˇ在当前他称之为“反政治体系”的危机中ˇ为了保全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继续生存下去ˇ真正的公民教育具有史无前例的关键意义。他所说的“反政治体系”ˇ指的是“控制了大部分国家财富ˇ雇佣着大量的人、但却贬损政治ˇ以图筑垒自保ˇ抵抗政府控制”的大公司网系。施瓦茨还是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领袖时ˇ就开始了对政治的私人化倾ˇ的批判ˇ他认为虽然六十年代某些学生领袖有过失误和偏激的做法ˇ但那个时代对大公司霸权的诉状基本上是正确的。根据施瓦茨的见解ˇ“这个反政治体系把寻求财富和权力的个人成就ˇ凌驾于社会决定共同命运的集体努力之上。但恰好是这个反政治体系ˇ决定着我们大家最重要的一些事情ˇˇ 如在哪里工作ˇ在哪里生活ˇ甚至怎样生活ˇ并且与政党ˇ甚至政府本身分庭抗礼ˇ争夺我们的忠诚和支持。”施瓦茨从事政治组织活动的理由ˇ并不单纯是为了加强个人或集团的力量ˇ以便他们在不断加剧的残酷竞争中得到较好的成功ˇ他的政治观在于ˇ政治能够在特定的背景下造就出特定的国民性格。
正如它的名称所示ˇ公民价值研究所的创办宗旨ˇ就是促进公民价值意义上的政治认识。实际上ˇ这个研究所一直试图针对争取经济民主运动和整个公民运动所面临的共同问题ˇ加强力量的目的何在ˇ找到一种几乎令人非信不可的答案。基层政治组织活动的理论 ˇˇ 索尔ˇ阿林斯基学派的主张成了政治组织者们的信条 ˇˇ 一直是ˇ人们首先是为了促进某些具体利益而参与政治活动的ˇ从这种本质上属于工具主义的参与中ˇ会产生出一种公民生活意识ˇ即便不会即刻发生ˇ但至少会在压迫性条件被ˇ除之后产生。这个研究所的特殊贡ˇ在于ˇ它对政治组织活动的这个老的公理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ˇ认为必须从一开始就便组织工作具有更加明确的政治方ˇ。
这个研究所试图发展新的基层公民政治理论的社会背景ˇ在许多方面完全不同于萨福克和圣莫尼卡一类市郊化城市。费城是一个支撑住了几十年工业衰落ˇ而且建成了商业ˇ服务业经济的大都市中心ˇ是一座深受种族纠纷、种族分裂之苦的城市。ˇ东北部和中西部的许多大城市一样ˇ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趋势 ˇˇ包括费城的黑人作为一股主要选举力量的掘起ˇˇ 打破了旧有政治秩序的平衡ˇ同时令人痛苦地突出了这个城市对国内国际经济变化的依赖性。因此ˇ这个研究所自1973年开创以来ˇ围绕“公民价值”组织政治参与活动的努力ˇ非但没有出ˇ增长ˇ反而在各种种族、社区、职业团体为在私营部门或政府部门保住一个饭碗的纷争夹击下ˇˇ入了痛苦的退缩。
这个研究所试图为基层政治活动提供研究成果和公民认识。开办以来ˇ该所先从组织需要政治和技术技巧的社区活动人手ˇ同各种关心费城社区衰败ˇˇ的工会教育方案、宗教团体和大专院校教师组织之间ˇ建立广泛的联系。随着工业时代的过去和商业服务业经济的发展ˇ出ˇ了一支受过良好教育ˇ普遍住在市郊地区的劳动队伍ˇ该研究所趁势在全市范围内协助建立了一个社区组织的委员会网络ˇ负责推进城市服务和寻求联邦政府援助的工作。与此同时ˇ研究所还首创了一个地方性互助基金计划ˇ以促进全市的住房更新和地方经济活动的发展。互助基金和技术援助计划虽然在多方面取得了成功ˇ但同时也ˇ示出公民运动的政治困难。
在穷人和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创建地方性自助机构ˇ使得许多以前从不参与社会事务的公民不仅被吸收到社区政治活动中去了ˇ而且还使他们登上了全市和本市以外的更大的利益政治舞台。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民的力量。研究所负责组织这方面工作的是施瓦茨的同事和夫人简ˇ沙尔。她对这些活动的评价ˇ超出了关于组织战略和组织技巧的惯常讨论。沙尔认为ˇ“人们之所以参与ˇ是因为这些机构办实事ˇ使他们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ˇ在这个程度上ˇ传统意义上的组织活动是正确的。”但是ˇ“事实上ˇ经济技能以及懂得如何有效地组织党外活动ˇ并不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充实作为生活的一种合作形式的公民生活的内容。如果不从公平入手ˇ就永远不会有公平。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了。”简ˇ沙尔认为ˇ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形成的整体政治认识和道德品格ˇ是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的决定因素。
施瓦茨在一次对西海岸的活动分子的报告会上说ˇ要把利益政治改造成公民政治ˇ就不能以追求权力为出发点ˇ而应以“求安全、求正义、求友谊”为出发点。他认为ˇ一个机构或一种生活实践的宗旨ˇ决定它的成效。基于这一理由ˇ他和简ˇ沙尔一样ˇ认为政治组织活动决不仅仅是获取权力目的的功利主义手段。它同时也是培育作为民主自治亦即公民生活实践的基础的道德发展的场所。
施瓦茨还坚持说ˇ真正的公民政治必须是“反思性的”ˇ这就是说ˇ政治参与的方式应该能够促使人们从与地方和全社会更大利益的关系的角度ˇ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生活。他认为ˇ公民政治的基础在于“从自我利益的语言中挖掘出以个人尊严为核心的人民利益的具体内容。”但个人尊严ˇ只有通过成为一个靠ˇ互信任联结的社会里的受尊敬的成员ˇ才能够获得。施瓦茨认为ˇ公民生活意义上的正义ˇ就是人们通过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确保公民的尊严。他认为ˇ“进步联盟具有一个比自我利益更为广阔、更为持久的基础ˇ它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ˇ由于美国的公民传统ˇ美国的教会、工会以及各种社区组织确实具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在他看来ˇ这一共同基础ˇ就是正义是公民生活的指导宗旨的公民观。
如果用他们自己的目标来衡量ˇ施瓦茨、简ˇ沙尔及其同事们的成就即便有ˇˇ但却是令人印ˇ深刻的。这个研究所成功地跨越了种族界ˇˇ强化了为数众多的公民的力量ˇ使他们在费城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形成了有效的“社区存在”ˇ这一存在的力量ˇ在最近爱德华竞选获胜中得到了反映。研究所成员们大大提高了地方政治讨论的觉悟程度和成熟程度。研究所还大力发展了各种讲坛和机构建设ˇ以此作为形成超越当前利益的广阔的政治视角的场所。虽然障碍重重ˇ研究所仍然经常把政治行动与合作的目的的这个根本问题提了出来ˇ认为正义而不是权力ˇ才是政治的真正归宿。
1980年发生的一件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过程。施瓦茨的组织举办了一个讨论会ˇ探讨公私联营、促进费城穷区经济发展的市政计划。市政厅的立场是由一位ˇ有改革派自由主义商人之誉的官员介绍的。他说ˇ在“人的服务的兑ˇ”方面ˇ私人公司部门和政府的社会服务ˇ都面临着许多类似的问题ˇ如果在穷区共同搞些经济ˇ目ˇ造成“就业发展”ˇ这些问题就可以大大和缓下来。
施瓦茨对此表示反对ˇ认为城市计划不应该只谈“就业”ˇ而不顾工作的性质、组织方式和由谁来做的问题。市政厅实际上是在一声不ˇ地把经济发展变成了纯粹的个人成功的渠道ˇ从而增进了ˇ来无视穷人区需要的“反政治体系”ˇˇ 公司经济的霸业。施瓦茨坚决主张ˇ“人民的政治发展 ˇˇ 他们组织自己共同生活的能力ˇ既是目的ˇ也是手段。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人民参与其它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的能力”。表ˇ为工作机会的创造ˇ应当通过社区发展公司一类以社区为基地的合作组织进行ˇ“而不能经由受公司指挥的企业区域来实ˇ”ˇ“就业机会的创造ˇ既要满足社区的需要ˇ又要帮助社区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这是件公正与否的大事。”
然而ˇ就业问题上的公正ˇ与广义的分配问题上的公正ˇ根据个人工作观ˇˇ 也包括政治观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在个人功利主义看来ˇ工作(和政治)只是一种工具ˇ而共和主义公民传统ˇ则把它们看作是道德生活的形式。事实上ˇ施瓦茨认为ˇ在美国生活中不是存在一种而是存在三种有关工作的ˇ互竞争的公正观。“第一种是公司资本主义的观念ˇ它是私营部门的典型观念。这种观念认为ˇ就业水平只能由市场的承负能力决定。工作的目的是ˇ费和获得私人满足。”第二种公正规ˇ是后来“新政”、社会保障和“伟大社会”计划所代表的福利自由主义的观念。它在政府对私人经济的各种援助计划和肯定性行动中得到了体ˇ。它的目标不是ˇ个人主义的观点提出挑战或者取代它ˇ而是要动用政府的力量ˇ帮助每一个人在成功机会大致均等的条件下展开竞争ˇ并且援助那些竞争中的失败者。施瓦茨认为ˇ第三种公正观与前两种不同的地方在于ˇ这种“公民意识加宗教传统的公正观”ˇ视工作为“促进共同利益”ˇ并在不同集团之间公开讨论经济和社会的ˇ互关系的基础上ˇ“认识他人的需要并对需要作出反应的天职”。那位市府代表ˇ然被施瓦茨的这些论点弄了个冷不防ˇ他反对施瓦茨通过地方合作组织进行发展的方案的论点ˇ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说ˇ这种五花八门的发展将会是“行政上的恶梦”ˇ并且可能在资本回收方面比公司战略“缺乏效率”。目前只要这样一说ˇ问题就解决了。美国生活存在两种ˇ互对峙的形ˇˇ一方是私人成就和私人ˇ费的高效率组织的社会ˇ另一方则是工作的公民天职理ˇ和对用共同生活把个人联结起来的社会的贡ˇ。
公民运动中形成的最纯粹的公民政治观ˇ主张把地方参与同全国性的对话结合起来。根据这一观点ˇ政治ˇ是社区政治、利益集团政治和国家政治三者之间在更加广泛的新基础上ˇ互协调、不断创新的领域。这一政治观的基础ˇ是本质上不同于个人功利主义观念的社会生活和公民生活的观念。它试图说服我们ˇ个人的自我ˇ是在通过公共对话组织起来的社会生活中ˇ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ˇ的ˇ这种必要的对话ˇ只有通过忆旧共同体 ˇˇ 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公民的 ˇˇ 才能得到维持。目前这一理ˇ仍然是分散的、局部的ˇ尽管它的更大的含义已经十分清楚ˇ这种情况恰好表明了美国社会的ˇ状。这些来自地方的思ˇˇ可能最终会成为社会运动的先声ˇ从而为我们反思、参与、改造我们的各种制度ˇ开拓出更加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