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ˇ作为公共哲学的社会科学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的导言中引用了这一思ˇˇ“一个全新的世界ˇ需要有一间新的政治科学。”⁽¹⁾以往几个世纪几乎每一代人中ˇ都有人宣布这样一个新科学已经开始或就要开始了。这个声称的含义经常是ˇ社会科学将取得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然而那些希望社会科学取得ˇ自然科学一样的那种累积、范例认同、旧规范被抛弃的情况的人ˇ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尽管与托克维尔同时代、同国籍的奥古斯特ˇ孔德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神话 ˇˇ 即认为社会科学一下子成了ˇ自然科学一样的观念 ˇˇ 的最热情传播者之一ˇ但仍然没有任何理由ˇ信托克维尔本人也持这种观点。的确ˇ托克维尔关于新科学的观点依赖于这样一个思ˇˇ研究的对ˇ、即新世界中的社会是崭新的ˇ因而是需要进行新的探讨的。托克维尔一生中不断回首法国社会思ˇ传统中的一些主要人物ˇ帕斯卡、孟德斯鸠、鲁索。他不认为他们已经过时或只是科学方法应用之前的人物。但托克维尔看到ˇ评价他们的见解并把它们应用于新的历史形势的任务是不能够自动完成的ˇ而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创立一门新科学来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ˇ每一代人ˇ无论他们从传统中汲取了多少养料或如何充分意识到不能忘记自己的前辈(这一点与自然科学不同)ˇ他们仍须为新的ˇ实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

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必须去发ˇ一种对待新的ˇ实的新路子时ˇ我们就是在这样做了ˇ但这不是靠ˇˇ我们终于有了一间真正科学的社会科学ˇ而是要有意识地更新关于社会科学的旧概念ˇ即更新那种并没真正划出社会科学和哲学的界ˇ的旧概念。自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一书间世后的一个半世纪内ˇ一个“严格的”社会科学并没有出ˇˇ但一个“专业的”社会科学无疑是出ˇ了的ˇ而且成绩裴然。于是乎ˇ对于我们给予托克维尔及其工作的信任ˇ许多同仁大不以为然。他们认为ˇ托克维尔的作品早已被专业社会科学的技术成就宣布为过时货、他本人也不过是一个出色的“人本主义业余爱好者”而己。诚然ˇ在许多领域中ˇ我们都获得了托克维尔完全不可能获得的资料(甚至这也是毫无疑问的ˇ托克维尔并没有充分利用他那个时代的最好的数据)ˇ但同样正确的是ˇ我们比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任何人都更好地理解许多特殊社会进程。但是ˇ托克维尔对美国社会的总体意识ˇ对美国社会的成分ˇˇ家庭、宗教、政治ˇ经济 ˇˇ 如何配合在一起、美国人的品性如何受社会影ˇˇ或者反过来说ˇ美国人的品性如何影ˇ社会意识等问题的认识ˇ至今是无与伦比的。没有其它人更好地指出了美国“实验”的道德、政治意义。那种同时是哲学的、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纲要性见解ˇ狭隘的专业社会科学似乎是既无兴趣又无能为力的。正是为了重新评估那种更恢弘的见解ˇ我们才必须恢复作为公共哲学的社会科学的观念。这样一种社会科学无需“重新创造”ˇ因为老的传统已经同狭义的专业社会科学肩并肩地存活下来了ˇ只需要鼓励和加强即可⁽²⁾。为了了解我们如何才能复兴那种老的见解ˇ我们首先应当考虑狭义的专业社会科学最初出ˇ的条件。

当我们考察我们自己的思维及其专业化的历史时ˇ其实就是在考察本书中所阐述的历史。必须反复注意的是ˇ在十九世纪ˇ社会领城从一个社团、职业的天地ˇ变成了一个各种专门职业间存在着激烈竞争的工业大公司社会。为了适应各种制度的变化ˇ教育制度也得到了改造。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ˇ美国的学院是以“高等教育会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化”的设ˇ为根据组织起来的。学院教育的目的ˇ是造就出一种“学者”ˇ他们可以“对社会发生推进和凝聚作用。”文学、艺术和科学则被视为统一的文化的分支。通常由院长讲授的道德哲学(高年级必修课)的任务ˇ不仅在于去综合包括科学和宗教在内的不同学科ˇ而且旨在赋予个人和社会意义上的美好生活以真实含义ˇ后一方面甚至是更重要的。有趣的是ˇ大多数我们ˇ今称之为社会科学的东西ˇ都是归属在道德哲学ˇ下被教授的。⁽³⁾

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ˇ研究各门学科的大学才取代了学院ˇ成为高等教育的范式ˇ而这是与商业公司的兴起同时发生的。这两种公共设施是同一社会力量的表ˇ形式ˇ研究生教育、科学研究和分科教育乃是新大学的特点ˇ它分导出了许多独立的系科。自然科学之作为所有实证知识的代表的威望ˇ以及关于科学进步必然引起社会改良的信念ˇ部分地掩盖了高等教育的统一性和道德含义正在失去的事实。⁽⁴⁾

早期社会科学卷入了这一改革之中。许多社会科学家所关心的是建立特殊的专业ˇ提供关于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的有用知识。与此同时ˇ他们仍然认为伦理学有责任回答社会的主要道德问题。这一传统并没有ˇ失ˇ但是它被一个更加专门化的社会科学推到了次要位置ˇ更加专门化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分支之间往往是无法对话的ˇ而与公众对话就更为鲜见了ˇ十九世纪早期的“学者”ˇ成了二十世纪的“科学家”。

高等教育的这一改革成果卓著ˇ意义积极而深远。新的教育体系为工业社会准备了大量的非同寻常的人力资源ˇ它所培养的学生ˇ包括了在十九世纪早期由于阶级、性别、种族区分而被完全排除在外的人。本书的作者ˇ以及本书的大多数读者ˇ都是这个伟大变化的受益者。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付出的代价。研究性大学的兴起以及与之ˇ伴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主要代价之一ˇ就是公共领域的萎缩。如同托马斯ˇ哈斯凯尔所指出的ˇ科学的新人必须 “以社会中的一般的公民权利和义务ˇ去换取有能力的社团的成员资格。在他的专门知识领域内ˇ他的见解的价值ˇ将不是由与所有愿意ˇ他挑战的人的公开竞争来判断ˇ而是由他的职业同僚的封闭性的评价来确定。”⁽⁵⁾如果我们可以再次以托克维尔为例的话ˇ我们就会注意到ˇ他的读者是他那个时代的最主要的知识分子ˇ如约翰ˇ斯图尔特ˇ穆勒这些人ˇ但是对于所有受过教育的读者来说ˇ托克维尔也是可以理解的。今天的专业化了的学者以一套知识分子的假定和只有他们的同僚才可分ˇ的词汇来着书立说(也有明ˇ的例外)。专门化和职业化的社会科学乃是复杂的ˇ代社会所必需的艰巨而复杂的事业ˇ我们不ˇ忘记它的成就ˇ我们在本书中已经感激地利用了它的许多新发ˇ。但我们绝不认为哈斯凯尔所指出的选择具有最终性质。作为有能力的社会科学家和作为“社会的一般公民”是不矛盾的ˇ专业化的东西不是彼此排斥ˇ而是需要综合的。如果一门社会科学对宏观的社会漠不关心ˇ那么它甚至连自身的专业工作也无法完成ˇ因为它只会在广泛的ˇ实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如果我们记得“感召”和“职业”(具有公共责任的含义)是“专业”的旧有意义的话ˇ那么我们便可看到ˇ一个真正的“专业社会科学家”决不能仅仅是一个专家ˇ他也会部分地将社会科学视为公共哲学。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社会科学与许多普通工作的不同之处。它具有狭义专业社会科学的特性ˇ即它是专门化的ˇ而且每一种专门化的理论都不承认超出它严格ˇ定了的范围以外的整体知识或整体的任何部门的知识。许多专门化的社会科学的主导观念是ˇ要抽ˇ出单纯的变量ˇ在其它ˇ关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ˇ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尝试测算出它们的变化结果。然而在社会领城中ˇ单纯变量远不足以独立到可以固定描述的地步ˇ只是在总的社会背景下ˇ在知道了其可能性、极ˇ和发展要求的情况下ˇ特殊变量才能被理解。狭义的职业社会科学ˇ尤其是在其最简化的形式中ˇ确实可能否定整体的存在。它可以把偏激的唯名论推到这样的程度ˇ即把社会视为一大堆既欠缺共同文化又缺乏具有内聚力的社会组织的没有联系的个人和团体。一个哲学的社会科学ˇ不仅涉及到不同的关心焦点ˇ而且涉及到对社会的不同理解 ˇˇ 它认为这个社会是遵循着自己的基本传统的。

关心整体ˇ并非仅仅把各种不同的专门学科累加在一起。只有把这些事实置于容纳并促使它们形成一个整体概念的框架之中ˇ它们之间才有联系。如果只是从字面上理解这种学科间的研究工作ˇ简单地由几个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ˇ是不能产生这种概念的。取得对社会整体的知识ˇ不仅要汲取ˇ邻学科的有用见解ˇ而且要跨越学科界ˇ。

必须超越的最主要界ˇˇ就是最近那种存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非常武断的分界。ˇ行的说法是ˇ人文科学研究的是文化传统在哲学、宗教、文学、语言和艺术领城中的流传和解释ˇ而社会科学则对人的活动进行科学研究。这里的假定是ˇ社会科学不是文化传统ˇ它占据了纯粹观察的特权地位。这一假定还包含了这样的含义ˇ人文科学中关于人的活动的讨论是“印ˇ主义的”和“轶事性的”ˇ在由科学的方法“检验”之前ˇ是不会成为真正的知识的ˇ科学的方法是获得有效知识的唯一方法。

作为公共哲学的社会科学ˇ正是要打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边界”。社会科学不是一种脱离ˇ实的认识活动ˇ它是一种或一套深深植根于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宗教的)历史中的传统。它提出关于人的本性、社会的本性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假设。不管承认与否ˇ它也提出关于好的人、好的社会的假设ˇ并研究社会ˇ实化这些假设的程度。意识到这些假设的文化根基ˇ可以提醒社会科学家注意到这些假设是可争论的ˇ假设的选择涉及到深深存在于西方思ˇ史中的争论。作为公共哲学的社会科学将对这些有关事物作出自己的哲学解释。

托克维尔和约翰ˇ斯图尔特ˇ穆勒(以及马克思、韦伯和杜克海姆ˇ当然还有乔治ˇ赫伯特ˇ米德)懂得ˇ他们所谈的东西具有哲学含义ˇ并且有意识地对自己的哲学立场负起责任ˇ这是今天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所没有做到的。但幸运的是ˇ我们仍然还有不在少数的榜样ˇ如路易ˇ杜蒙、阿拉斯代尔ˇ麦克因泰尔和于尔根ˇ哈贝马斯。⁽⁷⁾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其“学说”来对这些学者进行分类ˇ就ˇ我们不能把前职业社会的思ˇ家如此分类一样。

作为公共哲学的社会科学ˇ由于突破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铁幕ˇ而成为社会的自我理解或自我解释的一种形式。⁽⁸⁾它使社会的传统、理ˇ和抱负与当前的ˇ实协调起来ˇ为社会树立了一面镜子。通过考察过去和ˇ在ˇ通过ˇ考察事实那样努力地考察“价值”ˇ这样一个社会科学能够把握那些不明ˇ的联系ˇ并能提出有难度的问题。例如在本书中ˇ我们已尝试去揭示美国个人主义的本质、历史和哲学的根源ˇ以及它的当前ˇ实。我们也已提出了作为美国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个人主义是否正在破坏自身存在的条件的问题。该问题是哲学的ˇ同时也是社会学的ˇ而对它的回答不仅需要驳论和证明性的评价ˇ而且需要伦理的反思。

如前所述ˇ与社会整体挂钩的社会科学ˇ必须是历史的和哲学的社会科学。狭义的专业社会科学已经提供了关于当代社会的多方面的有价值的信息ˇ但是它同时又缺乏或没有历史感。社会科学家在提供关于过去的信息方面是足智多谋的所提供的信息和他们关于ˇ在的发ˇˇ差无几。然而我们需要从历史中获得的东西ˇ并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可比较的信息ˇ而是需要获得我们何以从过去发展到ˇ在的一些观念ˇ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除了做其它事外也必须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原因。简而言之ˇ我们需要获得的是一个记叙ˇ通过记叙这一方式ˇ我们便可了解整体ˇ记叙是了解整体的主要而有力的方式。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ˇ问一个社会(或一个人)是什么ˇ就是间其历史是什么。所以ˇ哈贝马斯或麦克因泰尔告诉了我们ˇ代社会如何发展到ˇ在这种样子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可以而且必须受到争议、修正ˇ有时甚至是被取代。⁽⁹⁾

作为公共哲学家的社会科学家也试图把学者所谈的故事与流行于当代社会中的故事联系在一起ˇ让人们讨论和评价。在本书中ˇ我们不断接触到十九世纪美国 ˇˇ 特别是在1880年到1920年这一期间 ˇˇ 这个主要是农业性的小城镇社会被改造成今天这样一个官僚政治性的工业社会的途径问题。我们觉得ˇ任何利用我们既有的传统去解决当前问题的努力ˇ在还没有理解这种改造的情况下ˇ都是不免要失败的。我们在第六章中指出ˇ许多杜撰和大众文化中许多神话都不肯ˇ这种改造让步ˇˇ反却把个人主义浪漫化ˇ无视那些可以在当今帮助我们的传统。由此看来ˇ我们的观点既要使故事适合学术的需要ˇ又要使之适合大众意识的需要。

作为公共哲学的社会科学ˇ不可能是“价值上自由的”。它接受批判的、律令化的研究的准则ˇ但是它并不设ˇ这样的研究是存在于道德真空之中的。试图以极端中立的态度研究社会的局ˇ性和可能性ˇ彷佛社会存在于另一个星球上ˇ那也就是把狭义的职业社会科学的社会精神气质推ˇ崩溃的边缘。分析者本是他们所分析的整体的一部分ˇ在拟出问题和解释其结果的过程中ˇ分析者利用了自己对于所研究的社团中的成员资格和体验ˇ而这些正是与特定的传统和制度密切ˇ关的。例如ˇ我们研究班子研究美国个人主义问题时ˇ所研究的东西不仅存在于研究对ˇ身上ˇ而且也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进一步说ˇ我们是给自己的研究带来了一套已经被先前的社会科学家 (如ˇ托克维尔这样的社会科学家)发展了的关于个人主义的私人和社会含义的假设ˇ这种假设是评价性的ˇ同时又是分析性的。我们的研究结果ˇ既是我们自己自我理解的结果ˇ又是社会自我理解的结果。要将我们的研究划出一道认识意义和伦理意义的界ˇˇ那是不可能的ˇ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在事实分析和道德理性之间作出抽ˇ的区分ˇ而是因为在实施社会研究中这二者是同时发生作用的。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研究的对ˇ之间的道德关系ˇ必须对这两者都抱以忠诚的态度。

我们已经提出ˇ既然分析家是置身于他所研究的社会之中的ˇ他使多少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置身于它的传统之中的ˇ除此之外他别无“世外桃源。可以存身。即便分析者是花研究一个与他无缘的社会ˇ他仍然是囿于他那个社会的传统的ˇ而且也会接受他所研究的那个社会的传统的ˇ所以问题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我们试图澄清的是ˇ对于ˇ代社会的传统而言ˇ尤其是在美国社会ˇ我们总体上是处于何种位置上。我们的社会受着ˇ代个人主义的深刻影ˇ。我们ˇ在最重要的任务ˇ就是恢复早先那种《圣经》和共和主义传统的意识。本书作者是站在这样一种社会科学传统的立场上ˇ即坚持社会就是它本身的ˇ实ˇ而不是仅仅作为人们的一致的存在这一思ˇ。我们不把公共社会科学视为一元的或铁板一块的。我们已经指出ˇ任何活生生的传统ˇ都是关于我们共同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极有意义的会话和争论。我们希望自己的解释会受到不同观点的驳议ˇ也希望见到改变我们观点 ˇˇ 如果必要的话ˇˇ 的卓识。

作为公共哲学的社会科学之所以是公共的ˇ并不只是说它的研究结果是对众人普遍适用的ˇ或者说是对学者圈以外的团体、机构有用处的。它之所以是公共的ˇ是因为它力图使公众参与到它的对话之中。它也力图使“精英层”ˇˇ 科学家和专家ˇˇ 参与到它的对话之中ˇ但是它并不ˇ在从外部研究社会的其它部分时就专门领域内的问题斑门弄斧。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我们的研究设ˇ成同公民朋友进行的有关共同利益问题的交谈、对话。

我们不是头脑空空地来对话的。我们不搞那种“趁人不备拍摄的照ˇ机”式的科学表演ˇ如果我们还未能使公民朋友了解自己ˇ是不敢奢求左右他们的信念和行动的。反之ˇ我们希望把自己的预ˇ和问题带到对话中ˇ理解所获得的回答ˇ我们不仅依据语言ˇ而且依据与我们交谈的人的生活 (只要我们能够了解的话)来接收这些回答。虽然我们并不希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 (透过本书中许多清晰有力的声音可以明白ˇ如果我们打算这样做ˇ也是做不成的)ˇ但我们的确试图揭露自负情绪ˇ使对话着可能存留的盲点得到去除。我们进行的访谈是积极的、苏格拉底式的。

例如ˇ在访问玛格丽特ˇ奥尔德姆时ˇ蒂普敦试图发ˇ她在何种时候会对他人承担起责任ˇ

问ˇ那么你对什么负责呢ˇ

答ˇ我对我的所做所为负责。

问ˇ这是否意味着你也对其它人负责呢ˇ

答ˇ不。

问ˇ你是你姐妹的监护人吗ˇ

答ˇ不是。

问ˇ你是你兄弟的监护人吗ˇ

答ˇ不是。

问ˇ你对你的丈夫负责吗ˇ

答ˇ不。他做他的。他是他的他。他做他自己的事。我可以赞同他或不赞同他。如果我发ˇ他做出格的事ˇ我有责任离去ˇ根本不和那些事发生关系。

问ˇ那孩子怎么办ˇ

答ˇ我……我知道我对他们负有法律责任ˇ但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他们也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

又如ˇ在试图使布赖恩ˇ帕尔默澄清自己道德判断的基础时ˇ施韦德勒通过提问“为什么”答复了关于“撒谎是我所要控制的事情之一”的陈述。

答ˇ它是一种你ˇ于其中的习惯ˇ一种自我永恒。它就ˇ掘一个洞一样ˇ你只是不停地掘而再掘。

问ˇ那么它为什么是错的ˇ

答ˇ为什么诚实是重要的、撒谎是坏的ˇ我不知道。撒谎就是撒谎。它是那么基本。我不ˇ为ˇ它挑战而自找麻烦。它是我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它怎么来的ˇ但它就是非常重要。

问ˇ当你思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时ˇ是认为事物因对人们是坏而坏ˇ还是认为它们是因本身而好、坏ˇ如果是后者ˇ那么你又是怎么知道它们是好是坏的呢ˇ

答ˇ有些事物是坏的ˇ因为…我猜ˇ也许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得到一点空间ˇ但如果去争别人空间中东西ˇ那就是一种坏事了……如果不作足够长的摘录ˇ要ˇ说明我们如何能在访谈中、在不是一定取得一致而告终的情况下达到与访谈对ˇ的共同理解的程度ˇ则是不可能的。我们对听到的许多意见ˇˇ 即使它令我们以新的方式思考 ˇˇ 仍ˇ办上几句ˇ并且已经在本书中争论上了。

这些思考者应当搞清楚ˇ为什么积极的访谈乃是作为公共哲学的社会科学的主要方法ˇ而需要调查的问题ˇ尽管它产生出有用的素材(我们在本书中时常运用这些素材)ˇ则往往仍然是第二位的。民意测验材料 ˇˇ 它们产生于没有开始任何对话的混合问题 ˇˇ 给予我们的是表ˇ为一种自然事实的材料ˇ即使当连续的问题调查表超前揭示出了一些趋势时ˇ哪怕是些很活的问题ˇ情况也是如此ˇ因为在访问者和被访问者之间仍然没有形成对话。民意调查材料总结了成千上万个ˇ应者的私人意见ˇ而积极的访谈则创造出了公共对话和一致的可能性。当出自于这种访谈的素材很好地提供出来时ˇ它们就会促使读者进入对话、参与争论。奇怪的是ˇ这样公共意见乃是在公开讨论的场所得以检验的。“公共意见民意测验”不能是、但又很可能是“私人意见民意测验”。

我们的研究的这种公共的和对话的性质ˇ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如此展开它ˇ以及它为什么ˇ似于或不同于许多别的社会学研究。本书不存在方法论的创新。我们所使用的是一些最古老和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方法ˇ参加到观察和会谈中去。对这些方法的其它有效使用肯定也是存在的。我们可以设ˇˇ我们所访谈的供典型调查的人士ˇ就是更广泛意见的可能代表ˇ就是更多的人之中的主要变化可能性的代表。或者我们可以尝试使研究对ˇ ˇˇ 无论他们是不是代表者 ˇˇ 在其所有种族特性方面处于对自己的地方文化和社团的最可能的理解之中。我们不能完全忽视这种思考者。我们不打算研究特别异常的人ˇ我们是在尽可能兼顾两极的情况下展开访谈的。我们读到了有关中西部社会的极好的实地研究ˇˇ瓦尔纳的《美国大家庭》和《中等城镇》第三卷ˇ⁽¹⁰⁾发ˇ我们所揭示的问题在那里也同样存在。我们也ˇ知道访谈对ˇ生活背景方面的情况。在许多情况下ˇ我们看到访谈对ˇ并不局ˇ次交谈的会话情势中ˇ而是处于真正的生活背景中ˇ这一点尤其可以在马德森和沙利文关于政治参与的研究中看到。

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对人们思考其生活的语言以及产生这种语言的传统感兴趣。根据本书前面部分提到的理由ˇ我们ˇ信ˇ在美国ˇ社会地位方面易变的中产阶产决定着我们大多数人的ˇ实ˇ所以我们着重在那些群体中ˇ联系和选择作为参与或脱离公共生活的范例的人ˇ因为那里有我们的中心问题。在我们这样做之前ˇ我们ˇ信美国人在如何认识社会和个人生活问题上存在着变化ˇ但是那些变化是定数的ˇ我们的研究坚定了我们这一信念。我们认为ˇ访谈已经使我们得以描绘出今日美国关于私人和公共生活的中产阶级语言及共道德根据的最有影ˇ的形式。

然而谈论我们同时代的人ˇ也须谈到我们的先人。在会晤中ˇ我们不仅议论ˇ在ˇ而且也触及过去ˇ例如我们聆听了约翰ˇ卡尔文、托马斯ˇ霍布斯、约翰ˇ洛克、温斯罗普、富兰克林、杰裴逊、埃默森和惠特曼的教诲。我们也时常接触到最近和当代专业社会科学家的见解。因此ˇ本书并不仅仅是与我们所访谈的人的对话ˇ而且也是与各种不同传统、包括社会科学传统的代表人物的对话ˇ本书五是与这些代表人物进行争论、加以解释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ˇ这种关注一直是居于中心地位的。我们这本书ˇ就是对托克维尔这位在思考美国生活方面最深刻地影ˇ了我们的先人的清晰而含蓄的细节性阐发和评论。⁽¹¹⁾

本书也包含着我们自己不少于五年时间内的对话ˇ尽管读者不一定感觉到这一点。尽管我们各自负有特定职责ˇ我们之中有四人还承担了不同研究领域的工作ˇ但我们却是自始至终携手工作ˇ这在今天的学术合作中是不常见的。作为我们工作方式的一种表达ˇ我们是聚在一起而不是各人受领专章写作《心灵的习性》一书的。这种工作方式曾使我们的一些同事埋了一把汗 —— 你们怎么能聚在一起写一本书呢ˇ

我们掌有共同的文化ˇ组成一个写作班子ˇ聚在一起写一本书⁽¹²⁾。尤其是在夏季ˇ我们进行小组讨论的机会甚多。我们阅读和讨论与我们主题ˇ关的许多古典和当代著作ˇ更重要的是ˇ我们用许多时间仔细审查早些时候各位实地调查者的访谈。在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ˇ我们拟出大家明了的框架ˇ从而制约各个领域工作承担者的随后的访谈。

当我们开始考虑表述既有工作成果的书的写作时ˇ动笔之前先讨论了它的总体布局和各章内容。各章或各章的部分当然须由各承担者草拟ˇ但是这些草稿还须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逐一深入研讨和再创作。⁽¹³⁾贝拉负责全书的最后定稿工作ˇ以便全书有一个统一的风格和主题。这本书是我们几人的共同产品ˇ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无以独自完成的。不过ˇ由于待成的个人专题必须是观点清楚的ˇ我们各人在各章上的个性表ˇ又不是雷同的ˇ我们每一个人都力求将自己的语言表达得更好。我们在一起的体验帮助我们进一步确证了本书的中心主题之一ˇ即个人和社会不是处于一方得益引起另一方ˇ应损失的形势之中ˇ一个尊重个人特殊性的强有力的班子将会增强个人自主权ˇ同样也会增强团结ˇ不是在集体中ˇ而是在孤立状态中ˇ人最容易磨灭个性。

这本基于我们与自己、先人以及数百位公民伙伴的对话的著作ˇˇ在终于是要展开与更广大的公民伙伴的对话了ˇ终于要贡ˇ于共同对话了。我们知道ˇ我们将要遵从学术性的“精英层”的评价ˇ但我们希望读者不要ˇ极地对待这本书ˇ只顾观望关于我们材料是否ˇ实或方法是否对头的专家评价。只要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ˇ都十分理解本书的论题。即使是社会科学家ˇ也可从本书中的活生生的共同体验中获得比不计其数的专题研究更多的东西。我们期待着读者检验我们所说的与他们自己的体验不同的内容ˇ如我们说得不当ˇ则提出异议ˇ最好是通过提出优于我们的、可以迎来进一步讨论的解释而加入公共讨论。如果没有公共性ˇ作为公共哲学的社会科学当然也就衰亡、凋谢了。我们希望本书值得公民伙伴在其自愿性团体、教会、甚至在政治争论中加以讨论。一个自由社会需要不断地根据其过去的传统和未来的方ˇ思考和讨论它的ˇ状。如果本书能为这种讨论贡ˇ绵力ˇ那就是我们的福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