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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反应主义
Realism and Reaction 世界上许多人都认为，美国人是外向的、务实的、乐观的。外向的原因是他们喜欢加入俱乐部、喜欢参加政治运动、喜欢隔着走廊或篱笆与邻里们攀谈；务实的原因是他们喜欢换新车、喜欢换更大型的电视机；乐观的原因是他们有信心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有所作为，他们对生活始终持肯定态度，从不持否定态度。 在这些一般印象中，的确有些是事实，虽然年复一年真实的成分越来越少，但是美国最精华的文学很少是出自这些美国人之手。甚至在18世纪，人们普遍相信经由美化人类的习俗，人就具有完美性。当然当时也有怀疑者。19世纪则充满伟大的悲观论者，「大吼一声，不！」(如梅尔维尔[Melville]描写他自己一般)，也有伟大的肯定主义者如埃默森(Emerson)和惠特曼(Whitman)。到了19世纪末，大众诗人的那种惬意乐观的语调受到了马克•吐温(Mark Twain)、克莱恩(Crane)与詹姆斯(James)的挑战，这里仅列举几个著名案例。20世纪初期历久弥新的文学作品通常是在批判美国社会品质，且其语气多是挖苦讽刺的。典型的美国人成了被取笑的人物或同情的对象，美国的梦被说成是梦幻不切实际。偶尔出现的肯定论者如桑德伯格(Sandburg)也几乎成了不合时宜的人。 本章节所论的作家中，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或许是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新声。他的自然主义以及他对主题的选择经常仿效着他的前辈史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但是文体和方法却大相径庭。没有诗歌象征主义的踪影，没有深入探寻心理和神经问题。可能由于他的童年在极度贫困的移民家庭里度过，缺少教育、技艺和地位，以致于使他失去了一切。德莱塞(Dreiser)比较关注社会对人产生的作用，而不太关注脱离环境的人。虽然这些表面的细节充斥他的作品，但是他提到的像是人的衣饰、话语、工作却过了时。虽然如此，他对产生凶杀和卖淫等社会现象及企业成就的处理和黑人文学一样现代。德莱塞(Dreiser)是来自社会下层而非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但却是这类人物中的第一位重要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经常徜徉在当代美国作品中的一位先驱。 在德莱塞(Dreiser)的小说中，他努力做到以科学模式处理人，而不是以诗人的洞察力凭直觉去处理人，且19世纪的作家们对这种作法十分推崇。他认为生活是艰难的，且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佐拉理论和自然主义中他发现了这样的解释，人是社会过程和社会力量的产物，最终是一种社会进化的产物。这样来阐释生活虽然不够充分，但他的书仍引起许多茫然美国人的共鸣。这些茫然的美国人从书中领悟到，美国一方面承诺远大梦想，另一方面仍明显存在着贿赂、虚伪和厚颜无耻，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德莱塞(Dreiser)的调性始终严肃，从不挖苦讥笑。所以他的杰作都是以他自己的经历或者他家庭亲人的经历为基础，如《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或者是真实事件小说的重新改造，如他的著名小说《一个美国人的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因为这样较适合他的文风。思考过后，德莱塞(Dreiser)的著作是伟大的，虽然有某些明显的缺点，因为他的著作诚实到了固执的地步，又有现实主义的特点，然而这些特质在继他之后出现在文学舞台上的美国作家作品中仍反复出现。 在他们相互对立的方法中，20世纪前叶两位最重要的诗人爱德华•阿灵顿•罗宾逊(Edward Arlington Robinson)和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也企图探索美国生活的品质，并用德莱塞(Dreiser)式的非凡真实予以报告。从一开始，美国诗人倾向于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s)与创新主义者(innovators)。19世纪的坡(Poe)和惠特曼(Whitman)分别代表了两派，20世纪的罗宾逊(Robinson)和桑德伯格(Sandburg)也分别代表两派。虽然他们不像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那样拥有众多的读者，但是罗宾逊(Robinson)和弗罗斯特(Frost)一样也拥有英格兰背景，也有以诗作报导世界事件的优秀品质。但是，罗宾逊(Robinson)的调性特征是冷嘲热讽、有些孤傲不群和漠不关心的，即使在他表达某种潜在的同情心时也是使用同样模式。在他最著名的诗作如《理查德德•科里》(Richard Cory)和《米尼韦尔•奇威》(Miniver Cheevy)中，罗宾逊(Robinson)使用传统的音步与韵脚，描绘了怪异、扼要、惊人的插曲，且这些插曲显示了人对生活的个性反应。他与德莱塞(Dreiser)一样认为人生是艰难的。还有罗宾逊(Robinson)在《弗拉德先生的宴会》(Mr. Flood’s Party)中使用戏剧敍事体，这种诗体为弗罗斯特(Frost)所偏好，且他在《雇工之死》(The Death of the Hired Man)中就曾使用过。罗宾逊(Robinson)也使用传统主题如阿瑟王传奇(Arthurian legends)，但是他所有的诗作都倾向世俗传统，像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蚂蟥收集者》(The Leech Gatherer)或坦尼森(Tennyson)的《国王的田园生活》(Idylls of the King)一样。罗宾逊(Robinson)诗作中典型的20世纪即是他悲观主义的调性，以及他对传统和现实不存幻想的潜意识。 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在诗歌的洞察力和技术上代表了另一派，他打破了源自于惠特曼(Whitman)的诗歌传统。他的许多重要背景与德莱塞(Dreiser)颇为近似，他也是来自于移民家庭，也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只是他的家庭较为幸福且家境也较为优渥。对社会问题，他不从社会达尔文主义那寻求答案，而是认为社会问题存在于社会制度的弊端之中，而他自己的社会主义使他充满希望。社会主义也使他看到普通人身上的伟大之处，看到人有能力创造一个社会，且在这个社会中，各种不平将会夷平，每个人的潜力将得以实现，美国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也将填平。在桑德伯格(Sandburg)的诗篇中，人们可以听到19世纪理想主义的回响，也就是听到惠特曼(Whitman)和埃默森(Emerson)的声音。人们也听到穿着20世纪服饰的18世纪信念，这种信念认为，政治与社会变革是通向改善了的社会品质之途径。 套句惠特曼(Whitman)的话，桑德伯格(Sandburg)在诗中“吟唱”的美国和美国人民，并非吟唱普通人，而是吟唱理想的人。桑德伯格(Sandburg)用惠特曼(Whitman)使用过的自由诗体写诗，诗行长短不齐，使用较松散的口语节奏，且不用尾韵。其最大优点是使用高雅的节律和前韵。桑德伯格(Sandburg)甚至仿效惠特曼(Whitman)的做法，以短行开头，逐步加长，一直加到非常之长，然后又以几个短行结尾，就像波浪的浪尖一样。他也仿效惠特曼(Whitman)，以清单和目录安排结构，赞美卑下之人和似乎无足轻重的事。就这样，桑德伯格(Sandburg)如同在他之前的惠特曼(Whitman)一样，在20世纪初力举创新，反对传统格式。此外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伟大诗篇赞美芝加哥(Chicago)，在风格和诗力上堪与惠特曼(Whitman)赞美曼哈顿(Manhattan)的诗篇相媲美。 桑德伯格(Sandburg)的诗歌较罗宾逊(Robinson)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诗作中含有当时流行的主题。但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在那些悠然自得的气泡被刺破了的时代里，散文比诗歌更有分量。因为揭露腐败、披露真相是散文的本分，更容易诉诸散文家的笔端。然而有趣的是，1900年至1920年间发表最能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作品是诗歌，不仅包括桑德伯格(Sandburg)、罗宾逊(Robinson)(还有弗罗斯特[Frost])的诗歌，也包括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Eliot)的《荒原》(The West-Land)和《普鲁弗洛克》(Prufrock)。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诗歌也很有影响力，但他主要影响了当时人们对诗歌的认识。艾略特(Eliot)肯定地认为，当时的人和社会都很悲伤且恶劣。他以讽刺挖苦的口吻、夸张的笔触写诗，就好像抒发他漂泊异乡的愁苦一样。他的诗作为创造伟大文学的人们开了先河，我们也依此认为，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作家。 二十世纪第二个行动10年的重大事件当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方面，大家开始抛弃天真浪漫；另一方面，也开始对社会现实冷嘲热讽。实际上，之前的文学已清楚地表明，美国最优秀的作家已经跳出了时代的局限。过去乐观、务实、见到同伴就打招呼这些典型的美国人，在我们伟大作家的队伍中从来就未曾有过。然而，那场战争逐步将四百万美国人卷入其中，彻底改变了所有美国人的世界观。战争使他们放弃某些乡土主义，加剧了他们的悲观主义，对典型的美国事物不再乐观。于是他们成批地离乡背景，走出国门客串欧洲。绝大多数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作品都是在欧洲写下的，且都出自有欧洲生活经历的作家之手。葛楚•史丹(Gertrude Stein)笔下失落的一代是他们作为美国人的那种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唯有早期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同样有这种感觉。像艾略特(Eliot)和庞德(Pound)一样，森克莱尔•路易斯(Sinclair Louis)、约翰•朵斯•巴索斯(John Dos Passos)、艾尔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卡明斯(e.e. Cummings)、威廉•卡罗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和斯科特•费兹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都曾长期旅居欧洲。这些优秀的作家都没有参与过战争，只参加过训练营和救护队。因此，他们再次掀起对美国生活的批判，不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因为长期接触欧洲文化。在典型20世纪前叶末期问鼎的作家中，只有斯坦贝克(Steinbeck)和门肯(Mencken)没有欧洲生活的经历，门肯(Mencken)对此事实甚至觉得不容侵犯。 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参加了“为使世界民主安全的战争”(这是威尔逊[Wilson]总统所称，也是许多美国人以行动证明的)，虽有更多的人并未参与，但生活都受到了战争的影响。这两种人在20年代催生了一种面貌为之一新的社会。之所以称为「崛起的20年代」，是因为在此期间，妇女终于有了选举权、终于“解放”了，不论在衣饰、举止和道德上都发生了革命。颁发了禁酒令(一种视饮酒为非法的“高尚试验”)，却导致臭名昭著的公开贿赂、腐败和违法；美国社会财富较以前更为普及，消费较以前更为显著；重视娱乐、懈怠职守，成了日常景象。那是一个夸张、试验及变革的年代－一个催生讽刺文学的年代，也是一个悲观到足以接受甚至拥抱讽刺文学的年代。 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两位讽刺作家即为小说家森克莱尔•路易斯(Sinclair Louis)以及新闻记者身兼散文家的门肯(H.L. Mencken)。他们两人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自己的看法。路易斯(Louis)以反复出现的人物类型和背景，及对美国西部腹地的全景观照，写就连锁系列小说，然而他对战争却置若罔闻，仿佛没有发生一样。路易斯(Louis)虽然长期旅居欧洲，却仅在一部小说中作为旅游景点偶然提到。如同德莱塞(Dreiser)与桑德伯格(Sandburg)一样，路易斯(Louis)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小镇，是个中西部人。且他的处女作与成名作《大街》(Main Street)也是以小镇为背景的，但是激进份子路易斯(Louis) 不是饥寒交迫的移民之子，而是出身于道地的中产阶级家庭。路易斯(Louis)的父亲是医生，他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并担任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以暴露芝加哥肉类加工业为主题的著名小说《屠场》(The Jungle)之作者，以《屠场》(The Jungle)和其它宣传社会主义的小说而驰名的作家)的秘书，并在欧洲担任多年的新闻记者，与著名的外国记者及时事评论家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结为连理。他很快便名声鹊起，他赋予剧中人物的名称像是巴比特(Babbitt)，如同狄更斯(Dickens)一样成为一见而知其性格的名字。美国人的许多观点都是来自于他经常描绘的夸张人物。 尽管路易斯(Louis)的小说加剧讽刺效果，然而他的小说仍是以高度独创的模式表达现实主义。他不但拥有敏锐的喜剧眼光且能真实聆听日常语言；他具有惊人的模仿能力和表演能力，故事情节总能娓娓道来，谈吐不凡、引人入胜；这些特质都能在他的小说里得窥一二，尤其在他最早期(最杰出)的作品中俯拾即是。他在《大街》(Main Street)、《巴比特》(Babbitt)及《孔雀夫人》(Dodsworth)里所描写的是有关小镇社会的讲究虚荣、社会文化的薄弱，商人夫妇的卑微哀婉生活。在美国人看来，粗看虽不无惊讶，细品却恰如其分。虽然如此，这些生活都没有悲剧意蕴。路易斯(Louis)的作品喜剧色彩浓厚，常使读者捧腹，然矛头所向并非读者自己而是他笔下的人物；嘲笑他所揭露的那些人物，虽然荒诞不经，自己却浑然不觉。这类型的小说虽不一定是文学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但是它们的确在当时产生极大的影响力。那些被生活所掩盖令人不悦的琐事，流淌于他的笔端，耐人寻味。这种严肃却深藏不露的写作手法也使路易斯(Louis)成为诺贝尔奖得主，而且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小说家。 20世纪初，门肯(H.L.Mencken)的影响较路易斯(Louis)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创办的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杂志在20年间成了知识界装点门面的必读之物。门肯(Mencken)用社论和散文讥讽那些他称之为「布拨依瑟booboisie」(笨蛋)其不断翻新的荒诞不经，他笔锋犀利如芒刺在背，使作家们纷纷效仿。门肯(Mencken)(像德莱塞[Dreiser]一样，他也是德国移民者的儿子)不是书斋里培养出来的文学家，他在巴尔的摩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当过记者也做过编辑，创作了许多作品。他不属于芝加哥文人团体，不属于纽约文学社团，也不属于旅居巴黎的文学圈子。除了德莱塞(Dreiser)以外，他和主要作家没有过密的交往，然而读过他的杂志、报刊文章和《偏见》(Prejudices)(一本文如其名的散文集)之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及专业作家也都深受影响。像所有的讽刺作家一样，他十分关注他的人物，用夸张、犀利且通常是冷嘲热讽的语言嘲弄他们；他关注他的城市，关注他的「笨蛋们」，关注他的德国伙伴，关注他的文人生活。他风格上富有个性，抨击时富有才华，语言富于创新。凭借这些，他用激励人心的方式，以学者的态度，潜心钻研深奥的语言。其研究成果汇成了传世之作《美国语言》(The American Language)。这部专著资料翔实且观察入微，至今仍振聋发聩。门肯(Mencken)思维活跃、孜孜不倦、追求完美、痛恨伪善和无耻，这些在他所写的全部著作中无不跃然于纸上。 本章要介绍的最后两位小说家是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前者驰骋于“崛起的20年代”，后者则是30年代十年大萧条时期的愤懑小说家代表。路易斯(Louis)和门肯(Mencken)对自己所处的年代漠不关心，而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和斯坦贝克(Steinbeck)俩则感到与时代融为一体，不但严肃以待“自己”的年代，不忍冷嘲热讽；且感到自己是时代的产儿，难以漠然置之。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和路易斯(Louis)一样也出生于明尼苏达州，之后移居普林斯顿，那里的人都比他富有，都比他世故，看上去也都比他聪明，他始终感到自叹弗如；23岁时他的第一部小说《风景这边独好》(This Side of Paradise)付梓出版，一举成名，财源滚滚，但他始终感到自惭形秽，难以释怀。他外表英俊潇洒，和梦寐以求的女性泽尔达(Zelda)结婚。当旅居巴黎的作家们如海明威(Hemingway)还默默无闻、忍饥挨饿时，他就已经声名远播、颇为富有了。 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早就意识到了，正如他的书名《乐极生悲》(The Beautiful and Damned)所显示的那样，那欢乐、跳舞、赌博、无拘无束的生活也有悲伤和令人惧怕的一面。他的经济日益拮据、妻子的精神病日渐严重、自己也感到精神日渐崩溃，于是他的小说也日渐深邃，悲剧成分日益增加，终于在45岁之前于好莱坞结束了他的生命。他的杰作之一《伟大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描写了一个渴望富有、希望受人欢迎、希望得到幸福的青年，但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如愿。这些原因，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以艺术的手法，以理解的同情，成功地使读者感到是悲剧性的。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之后的一部小说《温柔的夜晚》(Tender is the Night)，描写了旅居法国的有钱“幸运儿”之间的婚姻纠葛，凄婉更盛，且更具自传性。股市于1929年崩塌，严峻的30年代开始进入大萧条，希特勒(Hitler)掌权的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之时。这时，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一位幸运的年轻作家，愉悦的20年代象征，精神开始走下坡。菲茨杰尔德的小说，以明快的背景衬托欢喜的人物，但十分悲苦凄婉。场景变了，笔下的世界坍塌了，他才华横溢的火星也随之逐渐熄灭了。 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充分反映20年代，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则充分展现了30年代。斯坦贝克(Steinbeck)生于加州的萨莱纳斯，他热爱西部，心系乡村。他的笔下有弃儿、有乞丐、有普通劳动者、有生物学家，这些人的生活他都经历过。他热爱所有这些人，就像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热爱东部、热爱欧洲、热爱富豪、热爱他后来称之为寄生者的“美丽之人”一样。斯坦贝克(Steinbeck)写出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如一个小男孩如何渴望得到一匹小马(《小红马》[The Red Pony])，一个移民工如何关爱那个有些弱智的被监护人(《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an])，各种被遗弃的人如何相互关照(《托尔提拉公寓》[Tortilla Flats]和《罐头加工厂的芸芸众生》[Cannery Row])等。他还写过科技著作如《科尔特兹海》(The Sea of Cortez)，研究下加利福尼亚某海湾的海洋生物。他也写过反纳粹的小说和戏剧如《月落星稀》(The Moon is Down)。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与查理同行》(Travels with Charley)是以美国为题材。此外，他以代表作《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描写成千上万的中西部农民，遭受百年不遇的干旱和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失去了生存的依托，被迫离乡背井向西部逃荒落难而去。难民们的耐力与毅力催人泪下，而玛•约德(Ma Joad)和她的新郎让人刻骨铭心。《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证明，由愤怒和追求正义的激情催生出的说理小说，能超越宣传而成为文学。
1. 头韵(front rhyme)：诗歌连续行的开头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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