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从事文学评论，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我经常被邀请再访某位作家，或重新思考文学的发展，我常会感到我的品味及喜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从前我认为我肠枯竭思的主题会像木乃伊一样成为不朽的传奇，现在居然也有所改变。最近又有人邀请我对新千禧年的美国文学－小说和诗歌进行简明扼要的概要评估，也再次证明了我的观点。

因为工作过于劳累所以我决定投机取巧。首先我重读了自己在十年前写过的一篇综述性反思文章，题目是《室内的人才》(The Talent in the Room)。当时写那篇文章的目的与现在的用意十分类似，为的就是提醒人们注意文学领域的主要趋势和杰出人才。我原本希望至少能保留前文的基本架构和组织，然而我一开始阅读这篇文章时就发现无法如我所愿。不知怎么的，当我把注意力放在检视每位作家的前置作业时，他们的背景却相当稳定地展现出来，而且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在早期我撰写的那篇文章里，我试图对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59年发表的《评估－对室内人才快速而高价的评论》(Evaluations-Quick and Expensive Comments on the Talent in the Room)和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89年在「哈泼斯Harper’s」杂志上发表的煽动民心文章《追踪十亿只脚的动物：新社会小说的文学宣言》(Stalking the Billion-Footed Beast：A literary Manifesto for the New Social Novel)等两篇文章中的论点发表议论。而我得出的结论为：当代美国小说正处于退隐的状态。由于越来越多的作家发现自己无法应付急剧变化的后现代电子社会，以致于他们转而落实较简易朴实的世界观。长篇及短篇小说家不但拒绝接受城市信息文化，并采取简约或宏观手法表现乡村和小镇题材。

在诸多作家中，我选择了拉塞尔•班克斯(Russel Banks)、 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安•泰勒(Ann Tyler)、安•贝蒂(Ann Beattie)、威廉•肯尼迪(William Kennedy)、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休•米勒(Suc Miller)和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将他们放在文章中进行研究。这些作家都能代表强而有力的美国生活，然而我认为他们没有人符合我当时的中心题材。当然也有例外，像是唐•德利洛(Don DeLillo)、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保罗•韦斯特(Paul West)这些杰出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就与社会转变产生了共鸣与反响。但是即使把这些例外纳入考量，我的整体文学评价还是倾向谨慎悲观的。

新世代的崛起
在我撰写《室内的人才》那篇文章后的十多年里，文学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尽管这所有的变化是经由渐进式转变及汰旧换新完成，并未以革命暴动的方式实现，然而这一切过程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并令我大受鼓舞。新锐人才受过新式后现代教育逐渐趋于成熟，并承接上一代所创造的遗泽完成世代交替。

我认为文学界最大的变化就是雄心勃勃的新世代作家崛起，这一代的作家希望即刻推动社会改革，并使我们大家适应超复杂文化及多语信息文化的时代。这些作家中最著名的是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他的小说《改过自新》(The Correction)是关于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的兰伯特家族两代之间的故事，该小说采用多层次敍述且表达清晰，并于2001年的畅销书排行榜上蝉联数个月。作者用小说提醒各地的严肃读者，在我们这个「什么都后」且以破碎复杂生活为荣的时代里也能创作出引人入胜的好故事。

像弗兰岑(Franzen)这样40岁左右且备受崇敬的作家当中，还包括多产博学的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他继第7部探索虚拟世界(“现实”的数字激励)含义的小说《耕耘黑暗世界》(Plowing the Dark)之后，又于2003年出版了《我们歌唱的时代》(The Time of Our Singing)。该书是一部关于庞大混血家庭并结合音乐、种族政治及理论物理等元素的家世小说。还有杰弗里•尤金尼兹(Jeffrey Eugenides)曾创作一部反映两代之间不安情绪的经典之作《处女自杀》(The Virgin Suicides)，而他最新创作《中性》(Middlesex)(2002)是部融合复杂历史脉络及变性人进入成年后之心路历程的小说。对许多年轻读者来说，戴维•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一直是表现支离破碎和文化异位之新时代精神的能手；他的长篇巨作《无限诙谐》(Infinite Jest)(1996)就是新社会特质的代表性著作，其对读者的影响不亚于几十年前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而他最近刚刚发表的短篇小说集《可怕男人的简短访谈录》(Brief Interview With Hideous Men)也将读者带入令人感到不安且着了魔的人物性格中。

再稍微年轻一辈的人才还包括瑞克•穆迪 (Rick Moody)，他的创作囊括短篇小说《魔鬼的信仰》(Demonology)、长篇小说《紫色的美国》(Purple America)和回忆录《黑色的面纱》(The Dark Veil)等不同文学类型的作品。还有年轻的非裔美籍小说家科尔森•怀特海德(Colson Whitehead)，他在一部描写电梯安全视察员紧张不安的离奇古怪小说《直觉者》(The Intuitionist)问世后，便以小说《约翰•亨利的日常生活》(John Henry Days)加入了极大主义(maximalist)的队伍。该作品对现今种族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嘲讽，与媒体天花乱坠的宣传大相径庭。而戴维•埃格斯(David Eggers)以几年前出版的一部充满活力之小说/回忆录《一个惊人天才的伤心之作》(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赢得各方好评，该书将个人忏悔的念头融入小说其无拘无束的故事里。

霍姆斯(A.M.Homes)、乔安娜•斯科特(Joanna Scott)和海伦•德威特(Helen DeWitt)这三位女性作家都决心呈现家庭鸽巢(陈腔滥调仍存在)之外的事情，且她们在创新能力及反映时代精神方面与男性作家不相上下。虽然她们不像艾丽斯•西博尔德(Alice Sebold)创作的《爱骨》(Lovely Bones)、珍妮特•菲奇(Janet Fitch)的《白色的夹竹桃》(White Oleander)和安•帕克(Ann Packer)的《从克劳森桥墩上跳水》(The Dive From Clausen’s Pier)那样红极一时，但有趣的是她们的小说都以表现刻骨铭心的失去之痛为前提。

国际观点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趋势转变为文学主流注入国际主义者的观点及主题。美籍华裔小说家及故事作家哈金(Ha Jin)的著作《等待》(Waiting)及最新力作《疯狂》(The Crazy)，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故事形式体开启了一扇机会大门。美籍乌克兰作家梅尼朱克(Askold Melnyczuk)的著作《死亡使者》(Ambassador of the Dead)生动逼真地描述两个美籍乌克兰家庭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之下；迁居美国的波斯尼亚籍亚历山大•黑蒙(Aleksandar Hemon)即为小说《恐怖份子》(The Question of Bruno)的原著作家，他在他的小说《寻找自尊的男人》(Nowhere Man)里讲述的是一位居住在现代芝加哥的年轻波斯尼亚男子在过去与现今虚实中徘徊。李昌来(Chang-Rae Lee)在小说《手势生涯》( A Gesture Life)里生动地表达一位韩裔日籍男人移民美国的生活以及竭尽所能摆脱过去阴影的挣扎。普立兹文学奖得主钟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小说《医生的翻译员》(Interpreter of Maladies)及朱诺•迪亚茨(Junot Diaz)的《沈溺》(Drown)，是数字年轻作家中利用研究印裔美国人与多米尼加裔美国人移民生活所产生的复杂摩擦之短篇小说集。

透过反向观点表达与上述的同样概念可以从像是美国作家阿瑟•菲利普(Arthur Phillips)的小说《布拉格》(Prague)和乔纳森•萨法兰•佛耳(Jonathan Safran Foer)的畅销小说《真相大白》(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中略知一二，这两本小说都是从移民美国及体验国外旅行的优势地位探索在其它文化中生活的心路历程。菲利普(Phillips)是透过美国移民者旅居国外(事实上是在布达佩斯而非布拉格－小说的小玩笑)的经验反映出我们最近的文化时期；佛耳(Foer)则是描述一位年轻美国游客(名为乔纳森•萨法兰•佛耳Jonathan Safran Foer)与当代乌克兰祖传习俗之间的冲突。

这些发展之所以引人注目就是因为它们与主流小说背道而驰的坚持。各种形式的美国写实主义持续在像是美国小说家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威廉•甘乃迪(William Kennedy)、苏米勒(Sue Miller)、贾司特(Ward Just)、安德鲁•杜伯斯三世(Andre Dubus III)、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与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他最近的「美国三部曲」是由《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我嫁了一个共产党员》(I married A Communist)与《人性污点》(The Human Stain)三部曲组合而成的，也是过去这10年显著非凡的成就之一)的著作里发扬光大。至于仍维持写实主义的本质但风格异动的作品包括安妮•普露(Annie Proulx)、麦卡锡(Cormac McCarthy)、厄普戴克(John Updike)、威廉•佛尔曼(William Vollmann)等等的著作。

代表性作家辈出不胜枚举。广泛的象征主义没落取而代之的是独树一格的创作手法兴起：实验风格家像是罗伯特•库佛( Robert Coover)、戴维•马克森(David Markson)、玛丽•罗宾森(Mary Robinson)与乔治•山德斯(George Saunders)；创新小说家像是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保罗•威斯特(Paul West)、马克•史洛卡(Mark Slouka)、霍尔•诺曼(Howard Norman)、查理•巴克斯特(Charles Baxter)、道格拉斯•鲍尔(Douglas Bauer)、强纳森•迪(Jonathan Dee)、科兹威尔(Allen Kurzweil)、莱特曼(Alan Lightman)、迈克•沙邦(Michael Chabon)、礼文斯(Margot Livesey)、莫林•霍尔(Maureen Howard)、玻意耳(T.C.Boyle)与安•派契特(Ann Patchett)；勇于发言的南方作家帕吉特•鲍威尔(Padgett Powell)、刘易斯•诺顿(Lewis Nordan)、吉儿•麦克科(Jill McCorkle)、伊莉萨白•考克斯(Elizabeth Cox)、李•史密斯(Lee Smith)、南希•莱曼(Nancy Lemann)、巴瑞•汉纳(Barry Hannah)、唐娜•塔特(Donna Tartt)与埃伦•吉尔克里斯特(Ellen Gilchrist)。我们应该可以从贝克(Nicholson Baker)的首部小说《夹层厅》(The Mezzanine)体认到平凡中的不平凡，及最近从一个中年男人在火炉旁清晨冥想进而构成整体故事的小说《火柴》(A Box of Matches)。有没有谁被遗漏？我肯定有上千上百位杰出作家都未列入代表。任何跟我一样从事文学评论的人都必须有心理准备会因为无法周详而难以释怀。

诗歌的语言
诗歌大致上也是由类似的多重模式构成，但是对于那些与我交谈的诗人来说，在小说世界里给人丰富性和多样化的感受，却变成了另一种令人沮丧的分裂感。几年前，各门派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形式主义者”和鼓吹各种不同“自由”诗作的代表人物。现在情况有些不同，主要差别来自这样两种诗人：一种用指示的方式运用语言；另一种把语言当作自我创造的领域。后者包括著名的约翰•阿什巴里(John Ashbery)和他的许多追随者，以及受乔莉•格雷厄姆(Jorie Graham)影响的诗人们，格雷厄姆(Graham)将充满活力的感知过程作为自己的表达精髓。与他们类似的门派是实验语言流派，如迈克尔•帕尔默(Michael Palmer)、查尔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和林•贺金年(Lyn Hejinian)等。贺金年在长诗《奥克索塔》(Oxota)中写道：「非因果的关系原则将使我们免于无限沈沦/填字游戏并非偶然。(The word hunt is not the shadow of an accident)」

更为直接的指示诗人朝各个不同领域发展。年长一辈的现代主义继承人包括前桂冠诗人罗伯特•品斯基(Robert Pinsky)、弗兰克•比达特(Frank Bidart)、路易斯•格吕克(Louise Gluck)、查尔斯•斯米克(Charles Simic)和维廉斯(C.K.Williams)。

与指示诗人同派系的一群年轻诗人采用的是不那么受历史约束的习语，包括汤姆•斯莱(Tom Sleigh)、艾伦•夏皮罗(Alan Shapiro)、罗莎娜•沃伦(Rosanna Warren)、盖尔•梅休尔(Gail Mazur)和尤瑟夫•科曼亚卡(Yusef Komunyakaa)等；而更正规地变化词形的诗人有维廉•洛根(William Logan)、达纳•乔亚(Dana Gioia)(最近被任命为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主任)、布雷德•莱特毫瑟(Brad Leithauser)、格林•马克斯韦尔(Glyn Maxwell)、德博拉•格雷格尔(Debora Greger)和玛丽•乔•索尔特(Mary Joe Salter)。

在其它派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个人宣言为主的诗人，如玛丽•豪(Marie Howe)、马克•多蒂(Mark Doty)和沙伦•奥尔兹(Sharon Olds)；当今的桂冠诗人比利•柯林斯(Billy Collins)则是一位温和亲切且略显超现实的诗人；至于斯蒂芬•多宾斯(Stephen Dobyns)则较为严肃诙谐。托马斯•勒科斯(Thomas Lux)和戴维•莱曼(David Lehman)的作品则属于较长的综述，至于年长一辈且地位崇高的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 唐纳德•霍尔(Donald Hall)、汤姆•冈恩(Thom Gunn)和戴维•费里(David Ferry)，他们的表达方式不但更强而有力且更卓越非凡。

严肃读者依然存在
从诗歌领域至伟大的文学领域，只要声称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将产生相当的冲击就完全没有争议性。出版界如同其它业界一样也是没有金钱万万不能，由于最近财政支出呈下滑趋势，加上公司集团化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在利润”底线”上大作文章)，因而对利润偏低的文学作品就会施加压力。除了作家失去创作的机会，编辑更难说服他们上司出版那些销量不佳的作品。过去每家独立出版商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出版业务，然而现在独立出版商已不复存在。

同时，萌芽的电子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大肆渲染的电子书籍(彻底改革阅读模式的手握装置)并未流行起来，这确实是个重大的失败且让各地的权威评论家迷惑不解。然而即使尖端先进的娱乐形式(录像带、DVD等等)已成为我们日常阅读生活的一部份，我们还是可以经常听到人们抗议严肃性消逝殆尽的怨言。

另一方面，事情总有其“另一面”，人们将继续创作、出版、促销和阅读价值连城的作品，如《改过自新》(The Correction)和《爱骨》(Lovely Bones)这类畅销作品就提醒了这个行业其实热诚的严肃读者并没有消失。就算出版业的趋势是以浮华炫目的娱乐性质为主，我们也不能忽视读书会的稳定发展。除了过去那种会出现汽车的预言之外，任何不祥的预言都是冒险的，因为它们通常言过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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